达沃斯专访：中国杠杆率不会引发金融危机，需防日本前车之鉴

中国已将去杠杆作为今年的重点任务之一，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周一对路透表示，并不认同中国目前杠杆率高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的观点。他更担心另一种情形，资金持续投入但经济增长却越来越慢，日本遗失的20年就是前车之鉴。

黄益平在达沃斯论坛间隙接受路透采访称，企业去杠杆，短期重点还是要放在僵尸企业出清和过剩产能化解上，目前中央政府资产负债表较健康，有能力加杠杆助力化解产能，但这也是僵尸企业“最后的晚餐”，中央加杠杆最终还是要帮助完成新旧产业更替。

“我同意中央政府还有加杠杆的空间，但应该珍惜这一机会，就怕杠杆加上去，问题却没解决。”黄益平强调，“过去的僵尸企业，不能说不管了，但是这一轮承担下来就是最后的晚餐。”

他指出，高杠杆率的僵尸企业，很多都是在地区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大企业，涉及到这些企业“人往哪儿去，钱从哪儿来”，落在地方政府头上，其实是无解的，这时就需要中央政府承担一定责任，背起存量债务，尽量争取时间把流量割断，让国企和民企轻装上阵，真正实现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公平竞争，未来由市场出清。

同时要支持新的产业发展，创新创业、教育研发、投资基础设施，都可以是政府加杠杆的方式。不管如何加杠杆，核心是解决过去包袱、增加未来增长潜力，即帮助完成新旧产业更替。

对于近期热议的中国债务风险问题，黄益平表示他并不担心中国的杠杆率会有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中国银行业总体上不良率并不高，账面2%不到，考虑到资本金、流动性、拨备，以及大都是国有商业银行等因素，短期化解不确定性风险是可以的，更何况国企、国有商业银行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实际是要放在一起来看的。

但他担心“好企业低杠杆、坏企业高杠杆”的情况不改变，可能会和日本一样，资源投入的反应越来越小，到最后没有反应，相当于经济不增长了。低增长后很多问题就会爆发出来，这是很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出不来的原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副总裁利普顿近日对中国不断攀升的债务负担风险发出警告，称中国企业债务虽仍可控，但数额庞大且快速增长。为避免今后出现严重问题，解决企业债务问题已经势在必行。需要硬化预算约束（特别是对国有企业），对薄弱企业进行重组或破产清算，确认和分配损失，处理相关的社会成本，并便利市场准入。

央行周一发布的金融稳定报告（2016）指出，信用风险总体可控,非金融企业债务风险上升。高负债率已使不少非金融企业失去扩大债务融资的能力，部分企业依靠“借新还旧”甚至“借新还息”勉强维持，容易引发企业债务风险，并可能沿债务链、产业链蔓延。此外，产能过剩行业及部分地区的企业间互保联保现象相对普遍，导致交叉违约和风险传染,更易引发或加剧企业债务风险。

民企加杠杆

黄益平指出企业去杠杆有三条路：一是宏观紧缩降低总债务增长率，或者说广义货币发行量降下来，但是短期很难，分子（负债增速）增速很难压到分母（GDP增速）以下；二是改变融资结构，未来更多是股权融资，减少债权投资依赖，这也没法一夜改变。

所以，短期重点还是放在第三条路，僵尸企业出清和过剩产能化解，正好这些企业是杠杆率最高的。如果能有效化解，对于降低平均杠杆率有帮助。

他研究发现，民企和国企2008年后的杠杆率分化很明显，国企杠杆率上升，民企下降，前者的杠杆融资较难支持增长，是“坏杠杆”，而民企的“好杠杆”对经济增长支持力度大，支持民企有助于提高整体杠杆质量，有助于改变金融不支持实体的情况。

“100块当中越来越多的钱都给了僵尸企业，那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力量当然就弱了。金融不支持实体，有金融的问题，也有实体问题，僵尸企业不退出怎么支持？”他说道。

黄益平认为，解决民企融资难融资贵，最根本是要开放市场，通过市场化解决资金配置，风险高的企业应该高利率；也要发展更多中小金融机构给中小企业融资；政府也可以通过贴息、财政担保给予支持。

国务院此前指出，全国督查行动发现在促进民间投资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部分法规政策不配套、不协调、落实不到位；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资源配置和政府服务等方面难以享受与国企同等待遇；融资难融资贵、缴费负担重；一些干部不作为、不会为、乱作为，少数地方政府失信等。

国务院表示，将着力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通过专项检查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切实做到对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小微企业贷款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户数、小微企业申贷获得率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同时坚决防止以各种方式变相提高贷款利率。

来源：路透中文网   2016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