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全世界都在告别摇滚乐，3月，德国重金属乐团“蝎子乐队”的告别巡演从布拉格开始；明年，成立于1962年、有着50年摇龄、乐队4名乐手年龄加起来高达268岁的“滚石乐队”也将开始全球性谢幕演出。而在中国，关于“西方摇滚乐是否真正来过中国”的口水仗未休、整肃“伪摇”的口号才起了个头，一场场“纪念中国摇滚乐”的演出已轮番开场。

　　似乎，一个依赖精英启蒙的时代已经完结，摇滚音乐人曾经的精神领袖光环而今散落在各式各样的意见领袖身上，以微博为标志的多元表达方式，宣告了自我启蒙时代的到来。一代人以自身熟悉的方式，纪念和告别青春。

　　8月27日，集结了崔健、张楚、何勇、唐朝乐队、黑豹乐队、许巍、郑钧、汪峰等中国摇滚乐主流乐手的“怒放——摇滚英雄演唱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唱。“20年中国摇滚乐的巡礼”、“世纪的绝唱”、“一个摇滚商演的大拼盘”……意义之外，主办方和乐手不再讳言这只是“一场商业演出”、“一个文化项目”。也许，面对以消费为主导的演出市场，中国摇滚乐早应坦然，“用摇滚乐表达这个时代的方式已经过去了，今天，韩寒的一篇博文的作用，可能大过这些摇滚老战士们聚在一起办这么一场演唱会。这是一个不再需要精神领袖、只有意见领袖的时代。一个时代以消费的方式，表达和释放对另一个遥远时代的记忆，没什么不好。”著名乐评人江小鱼评说。

　　此后，也许无“旧”可怀

　　“红磡十年纪念演出”、“纪念中国流行音乐20年演唱会”、今天的“怒放”，商业概念与文化符号相混杂的怀旧型演出，演过了一场又一场，作为商业概念的“怀旧”慢慢消耗着乐迷的钱袋。也许，作品才是艺术家面向公众说话的第一元素，在新作品缺乏的中国摇滚乐圈，“怀旧”理所当然成为大众文化市场最方便的操作模式。

　　2000年罗大佑在上海的演唱会，让一代人结结实实地缅怀了青春，那时候，“怀念”在大多数人看来，仍是个符号意义大于商业意义的字眼。“纵然你有包机的实力，也不可能买断光阴”，网友点评一众从北京包机前往上海看演出的精英人士，调侃着某一特定时段的文化生活方式、青春和偶像，在时间的洪流中，相互消费、消解的无奈。

　　“《一无所有》的影响是和我们后期的努力分不开的。当时除了《一无所有》，还有《血染的风采》、还有什么‘大风吹过’，大家之所以对《一无所有》兴趣不减，可能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继续。如果我现在经常出现在《同一首歌》和‘春晚’里唱《一无所有》，大家早就反感了，就会说‘这破歌’、‘就靠一首歌火了的那孙子’，只要你一直没有放弃努力，那首歌就永远都会有价值，如果你放弃了，这首歌也就随之东流了。”2007年，崔健说。他无疑是一个看重新作品、重视作品反映社会变化的音乐人，李皖称其为“中国当代一根敏感的神经”，或许正是对现实的关注，成就了崔健作品的基本价值：批判现实的精神与相对深厚的社会情怀。

　　“摇滚乐本质的意义是进行时，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反应，而非过去时，‘怒放’演唱会没有新锐的乐队，没有新作品，主办方强调‘怀旧的情结’，现实中有更强硬的疼痛值得我们愤怒，我们又何苦为了几个老战士的怀念愤愤不平。”面对公众对“没有新作品，一味怀旧”的批评和质疑，江小鱼回应，“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表达方式，也许诗歌和摇滚乐作为预言家和先锋的意义，在今天消失了，一脉相承的理想主义特质，却不会消失。”

　　1994年的辉煌只是一个幻觉

　　太多人记得1994年12月17日，香港红磡的“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90年代是我们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的十年”，红磡演唱会的策划、组织者张培仁回忆，“唐朝、小窦、张楚、何勇都有这种特性，他们都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们音乐里的创作真的是在关切着社会人性和自己敏感的创作天性”，上世纪90年代初，港台乐坛抒情歌跟偶像一统天下，“香港的观众都是坐着听歌，他们演出的时候满场都站起来，当时我记得有个人最夸张，一边跑一边撕衣服一边狂叫，这个人就是黄秋生”，当时，每个人心里有太多过去几年积累的东西，他们写歌是一字一字在磕，那是长期压抑积累的能量。

　　“音乐曾经给过我真实的自信，有一天这种自信枯竭了。”张楚说，1988年，一个朋友带他去参加北京词曲协会的一个聚会，他唱了几首日后收在《将将将》里的歌——《西出阳关》、《太阳车》、《bpmf》，后来一个唱片公司的编辑来约稿，出第一张盒带专辑《将将将》，得了2000元钱，“2000块在当时很多”，张楚笑着说。1994年签了魔岩文化，出《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专辑写了三个月录了一个月，一气呵成很快，“那些歌里，带着自身的情感、生活的情感。恋爱时写了《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失恋时写了《爱情》”，后来的《造飞机工厂》，其实是在一种很不好的状态里完成的，“到了1997年出现了盗版、MP3，整个世界的音乐文化都变形了，音乐似乎已经失去了曾经的魅力，当时已经感觉到中国唱片业也要转型了，音乐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感动了，自己已经不想再做了。”张楚说。

　　在江小鱼看来，辉煌的1994年却是摇滚乐式微的开端，“那是一次流行文化对摇滚乐成功实施的商业包装，是全亚洲最先进的唱片公司包装出来的，摇滚乐陷入了悖论般的命运——当时，摇滚乐的气质是很高端的，态度非常独立，却被流行音乐这样一种低端的方式消费，中国摇滚乐太早就衰落了，它的独立价值、思想被商业化过早地消费了”，悖论还在于，在中国摇滚乐迷的视野中，中国摇滚乐集体性地隐匿，却与1995年“滚石唱片”撤出对内地摇滚乐的投资有关。1995年的另一件事是，唐朝贝司手张炬去世，中国摇滚圈阴影笼罩。一些人的离去真的带走了一个时代。

　　没有职业化队伍、没有著作权方面的法律保护、盗版猖獗、公众缺乏付费习惯是中国摇滚乐必须面对的现实。“没有高素质的相关人才进来，就靠着一些老摇滚硬扛，是扛不下去的。这牵扯到工业整体的发展，需要非常科学的安排。高级人才在中国的音乐行业里是没有的，都成了盗版，盗版是不需要知识含量的，需要的是关系、大量的关系，再有了大量的时间，就能把这个行业经营好，它是低智商、高产出的，是低门槛、高盈利的”，“到现在是弄着最朋克的头，却唱着最软的歌，内心根本没有什么冲击力，这挺可怕的。”崔健说。

　　“整体来说，内地的唱片工业无论从哪个环节来讲，都相当落后。1994年那会儿，是由于公司和经纪人的强大与热情，我们这儿就靠野路子和理想在烧。”Tom集团无线事业部音乐版权高级经理王继军给出了相似的看法，“我不抱怨艺人，也不抱怨作品，也不抱怨市场，也不抱怨听众，就抱怨没有好的经纪人和公司。确切地说，要有职业的操作和成熟的心态，幕前的人是靠着激情，幕后的人一定不能靠着冲动去做。”事实上，全球范围内原创音乐都面临着音乐载体改变的挑战，但各自的体制和音乐环境不一样，“国外盗版少，付费的习惯强，有强大的律师机构，专门针对知识产权领域的，在这个专门类里又有专门针对音乐的，这些律师每天就是到处找非法使用源，找一个打一个，打起来有理有力，因为法在那儿，执行也在那儿。中国的问题目前出在‘不职业’，每一个环节都不职业，中国的律师去饭馆，发现非法使用源，向饭店要背景音乐的钱，他们会把律师打出去。”王继军说，“传播渠道也有问题，不是不想听好音乐，是听不到，不是没有好的创作人，是没有伯乐。现在到处是高级自费出歌的歌手，有强大的资金背景，高级的制作人、写歌的人都忙着扎这些人的钱去了。”（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