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标题，是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三联书店出版社）的副标题。因作者与中国关系非同一般，这本意味深长的著作，得以顺利出版。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清的故事，即使在中土，亦流传甚广。佩雷菲特的这本大书，比之他先前的《官僚主义的弊害》，此后的《信任社会》，都要受到关注，因而多次再版。但我相信，其重要性，远未被我们认识。“两个世界”的提法，极为关键，却被平平看待了。

“两个世界”，指的是中国和西方：处在欧亚大陆两端，被天然屏障和另一个世界（伊斯兰化的波斯帝国）隔开了。历史上，它们少有往来，彼此互不相识。明清两代，东来的传教士，将中土信息传递给西方世界，从而构造了西方对中华帝国的想象。事实证明，想象多有失真。即便如此，那个世界到底开始认真打量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对那个世界，毫无兴趣。

是时，西方世界的工业、科技和贸易革命，打破了这个世界对其毫无兴趣的状态——你感不感兴趣是你的事，我是否一头撞上你，则是我的事。两个世界的心态，在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不是相撞，而是西方世界撞进来了！这一事态及其进程，最有意义的追述的开始，正是马戛尔尼使团访清。

以后的故事，几乎尽人皆知。

这个开始，到底怎么回事，西方世界投入的研究力量，是我们无法比拟的。当然，两端的解释，更是大相径庭。《停滞的帝国》是西方解释得比较典型的代表意见。从书名可以看出作者的基本旨趣——千年中华帝国，其存在状态是“停滞的”。这样定义时，作者心目中，所用来做比较的刻度的另一端，自然是“活跃的”，事实也是如此。

你可以对“停滞”和“活跃”，做任何意义上的发挥，但事实总归如此。“停滞”与“活跃”，“落后”与“先进”，是明摆着的。当双方不得不面对时，什么是更合情合理的方式？佩雷菲特没有基尔南（《人类的主人：欧洲帝国时期对其他文化的态度》作者）激进。但在我看来，他们只是表达上的差别。他们共同提出的问题，无法回避。且要在一个逻辑下理解：当人类无可避免地走向现代，其间发生的一切，后人该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