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美联储发布声明,维持利率在0至0.25%不变，重申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超低利率,并以每月750亿美元的规模在2011年第二季度前购买60 00亿美元较长期国债。此举标志着美国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启动。QE2将 给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运行带来新的、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该如何妥善应对，确保经济金融持续稳定发展，成为当前的焦点话题。就此话题，中国建设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兼首席风险官朱小黄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

记者：在您看来，美国实施QE2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是否会加剧全球流动性过剩，从而引发通胀?是否会促使发达国家的“热钱”大范围流向新兴市场国家?

朱小黄：QE2的推出，对全球经济金融危害很大。如果说QE1是应对金融危机不得已而为之，那么QE2则是不负责任、“以邻为壑”的做法。简单地分析，QE2背后有多重目标：一是经济目标。美国希望通过大量、持续地注入流动性，刺激经济增长，避免陷入通缩，降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同时以此压低美元汇率，减轻债务负担，促进出口增长。二是政治目标。QE2推出既迎合了美国国内的政治需要(如降低失业率等政治诉求)，同时还可间接达到遏制国际潜在经济对手的意图，将自身的部分损失转嫁给他人。美国善于利用货币霸权，通过开动印钞机从全世界攫取资源。过去如此，将来还是会如此。因此QE2推出后，不仅诸多新兴经济体国家感到愤慨，像德国等一些欧洲发达国家也公开表示不满。

QE1的规模是1.7万亿美元，占到全球GDP的3%左右；QE2规模是6000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后续是否还有QE3、QE4，目前尚不得而知。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欧洲、日本等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也群起效法，那么就很可能引起全球流动性的空前泛滥。从目前的迹象看，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美元超发、流动性泛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农产品等价格飙涨，导致出口国生产成本上升，输入型通胀加剧；同时，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巨额超发的美元将流向经济率先复苏的新兴市场国家，结果是可能抬高当地的资产价格，催生资产泡沫，导致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风险积聚。

从美国自身情况看，QE2或许可以在短期内舒缓国内的矛盾，而且不用担心通胀(美国更担忧的是通缩)。但我认为从长远来看，此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经济存在的问题。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吸取教训。美国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经济深层次的矛盾，而寄希望于通过持续注入流动性来刺激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结果可能事与愿违。

记者：在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全球流动性泛滥中，中国是首当其冲的新兴经济体之一。您认为中国是否将面临通胀的威胁?

朱小黄：以前大家主要讨论“通胀预期”。实际上对于中国来说，无论统计数 据如何，仅仅从不少城市出现的物品大幅涨价、老百姓竞相储存生活必需品的现象来看，我们已经不是要管理通胀预期，而是要直面实实在在的通胀威胁。

中国的通胀问题，源于多方面的因素，既有外部输入性的，又有自身内源性的。一是输入性通胀。主要是由于全球货币超发、美元贬值,导致资源品价格上涨、热钱流入，而“双顺差”和外汇管制制度必然带来大量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二是内源性通胀。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根源在于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缺陷。我认为，要多从内部找原因，内因是主要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例如，我们的高能耗、高资源消耗的传统产业，导致很多资源品需要进口，像铁矿石、原油等进口都占到50 %以上。一旦外部资源品价格上涨，就可能引发输入性通胀。可以说，经济结构缺陷是通胀的症结所在。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国内银行投放了巨额信贷，这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流动性，另一方面，尽管快速投放对于“保增长”、遏制经济急剧下滑发挥了重要作用，巨额信贷投放也导致一些地方低水平重复建设死灰复燃，有很多是复制了旧的经济结构、复制了旧的体制和增长模式、复制了本应淘汰的落后产能。经济结构的问题如果不妥善解决，久而久之，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能将会逐渐衰竭，那么我们未来面临的可能不是单纯的通胀，而是更难以治理的“滞胀”，这是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记者：基于国际国内当前的形势，您认为应该如何有效地应对通胀的威胁?

朱小黄：治理通胀需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我认为现阶段需采取以下针对性措施。

一是主动、适度地降低经济增速。要让高速运行的经济列车适度减速，以减速来换取控制通胀、调整经济结构的时间和空间。首先，适度降低经济增速有助于合理控制货币流通速度。要考察整个经济体中货币流量，不仅仅看货币的供应量，还要看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流量是货币供应量和货币流通速度的乘积。通常情况下货币流通速度是“顺周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则货币流通速度相对增大，从而导致货币流量增大，加剧通胀压力。在此背景下，即便央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快也可能产生抵消效应，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发挥。其次，主动降低经济增速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这就像高速运行的机动车，在转弯之前必须要适当减速，降低惯性，否则风险很大。

二是着力调整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是治理通胀的基础，更是确保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当前，需扎实抓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快推进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淘汰落后产能，打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产业结构。二是改变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格局，使消费真正成为增长的主动力。三是重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虚拟经济应服务于实体经济。要避免流动性过多地滞留在虚拟经济领域，尽可能将其引导向实体经济领域。实际上，像小企业、“三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长期受制于资金的瓶颈，如果能够通过政策加以合理引导，不仅有助于消化“过剩”的流动性，而且能够激发出巨大的经济增长潜能。

三是矫正城镇化的误区。要避免“大跃进”式的城镇化，特别是要避免城镇化异化为个别地方政府官员谋求GDP高速增长、廉价获取农民土地的手段。一方面，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土地及相关资源从农村无序转移到城镇，导致农村“空心化”现象加剧，影响到粮食、肉蛋、蔬菜等农产品的生产，对物价稳定带来潜在威胁；另一方面，由于城镇基础设施的配套跟不上快速的城镇化步伐(我国城镇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将有2000万农民进城)，往往导致住房、交通、水、电、热、气等供求失衡，进而推高房价和物价。因此，矫正城镇化的误区，统筹好城镇化的进程，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既是科学发展的要求，也是治理通胀的关键。

四是增加人民收入，提高通胀承受力。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一定的通胀并不奇怪。仅仅要求人民在心理上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是不够的。通胀的实质是一个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从社会公义的角度看，必须避免“马太效应”。因此，提高通胀承受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大幅增加广大老百姓(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使他们能够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红利。通过“富民”和“强国”并举，化解民生领域长期积淀的矛盾和问题，目前是个很好的时机，既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也有利于提高全民对通胀的承受力。

五是合理调整财政政策。近年来，财政收入增速远超GDP增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呈现出财富向政府集中的趋势；同时分税制的安排又造成财政收入相对集中在中央，地方财政捉襟见肘。这种不合理的格局需要予以矫正。一是要实施积极的“藏富于民”财政税收政策。逐步加大减免税的范围和力度，降低居民和企业(特别是广泛吸纳就业的中小企业)的税负。二是要适时重检和改革分税制，从体制上改变地方财政积弱状况。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现象越来越严重，在一定程度上也助推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此外还有大家关注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实际上症结也在于地方财力不足。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尽快启动新一轮分税制改革，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重新算账、合理分成，做大做强地方的支柱财源，惟此才能从根子上解决上述问题。

六是优化外汇储备管理。随着外汇储备的大幅增长，外汇占款带来基础货币大量投放是滋生通胀的重大隐患。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格局下，这个问题将更趋尖锐。因此，优化外汇储备管理是当务之急。一是要进一步改革结售汇制度，鼓励“藏汇于民”。二是优化外汇储备的结构。我国的外汇储备过度集中于美元资产，而且美元资产又过度集中于金融“虚拟资产”。这样的资产配置在美元超发、全球流动性泛滥的背景下，风险将进一步凸显，如果我们能够将一部分美元虚拟资产转为资源储备(如能源、矿产等)、战略物资储备等，进口我国急需的机器装备、核心技术等，那么不仅能够有效降低外储的风险，而且有助于缓释资源品等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性通胀。

记者：全球流动性过剩，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给中国企业和中国商业银行“走出去”带来了什么样的机会和挑战?在“走出去”过程中要关注哪些风险?

朱小黄：客观地讲，目前人民币的确面临着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压力。但这对于有志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和商业银行来说，却是一个不错的时间窗。我认为从国家政策导向来看，需要鼓励有能力、有准备的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适度放宽投资的限制，拓宽直接投资的渠道、简化审批的程序。理性、有序地推进“走出去”战略，无论对于企业还是国家都大有裨益。

但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避免“买便宜货”或者“抄底”的心态。这方面有不少前车之鉴。

因此，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要保持冷静和理性。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必须“走出去”，加快国际化进程。但是，我们的海外投资和并购，必须基于自身的发展战略目标，服务于我国经济金融的实际发展需要，着眼于完善我们的产业链布局，获取发展所急需的资源、核心技术等。这是基本的指导原则。在风险管控方面，除了要考虑具体业务的风险，还要关注海外市场环境、法律环境、人文环境、宗教信仰等方面差异带来的风险。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对国家风险的研究，密切跟踪东道国的法律和政策动向、市场波动、利率和汇率变化等，增强风险识别和响应能力。总之，只有具备管控风险的能力，才能把握住“走出去”的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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