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4岁的郭树清曾在原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任职多年，以宏观经济和经济体制比较研究见长，曾两度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沿人物。2001年由贵州省副省长调任央行副行长兼国家外管局局长，2005年接任建行董事长。他近期的著作《直面两种失衡》，深刻分析了美国和中国经济体制中不同的结构问题。专访中，他也对国际金融监管改革、通货膨胀、人民币汇率等热点问题做出解读。

财新－《新世纪》：目前国际金融监管新政策频出，收紧监管、成立新的监管机构等，中国也在探讨成立综合金融监管部门的可能性，你怎么看？

郭树清：总体上来说，监管很重要，但仅仅强调监管是不够的，好的金融体系不是监管出来的，机构内部的机制、市场结构体系才是最重要的。即使就监管而言，仅仅一味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也是不够的。

美国不久前出台的金融改革法案有2600多页，很大程度上属于官样文章，并未涉及到许多要害问题。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让每个金融参与者随时准备承担风险。风险可以分散但无法真正消除，这是一个基本法则。而过去以为，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可以把所有风险贴水降为零。另外使用市场手段来实现公共目的究竟有什么限制？“两房”怎么办？“所有权社会”还是不是“美国梦”的组成部分？最发达国家能不能放弃国际金融市场的主导地位？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国家同时还要不要是最大的债务国？这些问题还远远没有提上议程。

财新－《新世纪》：如何看待金融行业的定位与功能？

郭树清：金融服务业在欧美国家是发展过度了。最优秀的人才都跑到华尔街，自我循环、自我服务、自我形成泡沫，本来应服务于实体经济，但却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金融无非就是提供交易媒介和融资手段，为什么要那么复杂呢？2005年我们上市时，美国没有一个行业能够持续提供20%以上的收益率，怎么可能做到所有的银行和基金的ROE连续几年全部都是20%？可以预计，发达国家的金融业今后必然会收缩。

财新－《新世纪》：近期通胀是否已经是一个现实的威胁？

郭树清：我们对此高度关注。管理通胀预期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三大目标中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历史上，物价上涨和货币供应量增长是高度一致的，现在可能有些背离，但不可能是长期的。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负利率时间太长，终对宏观经济不利。另外，目前衡量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商品篮子还是以食品为主，但实际消费逐渐转变为以服务为主，如住房、交通、教育、电信等。如果要按实际消费结构调整这个篮子，那么物价上涨的情况就会很不同。

比如我上周去理发，原来每次48元，同样的店装修了一次后已经涨到了68元。八年前只要10元钱。再如企业和居民买了房子后要用30年至50年转化释放这些成本，最终会转移到生活费用上去，房价一涨就是百分之十几，不在物价指数里面反映显然不可能。各国经济统计都会遇到指标设计、权重调整的问题，修改要特别谨慎，需要与时俱进。

财新－《新世纪》：近期人民币汇率问题再度成为焦点。你上次曾谈到，美国并无根据将中国归为汇率操纵国？

郭树清：所谓汇率操纵，要害在于“获得贸易上的有利地位”，中国在多次国际金融危机时期都实行汇率稳定政策，而其他国家的货币可能贬值很多，中国的出口价格承受了巨大压力。所以固定汇率并不等于操纵汇率。美国人把这个问题简单化、政治化了，认为和中国的竞争就是产品成本和价格竞争，其实早已今非昔比，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解决美国自身贸易逆差没有多少帮助。

首先，即便人民币大幅升值，美国工人的工资还是中国工人工资的5到6倍。其次，汇率升值对推升实际出口价格作用不大，因为中国出口产品大量依赖进口原材料、半成品，有的行业甚至是80%依赖进口。第三，中国的出口中一多半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创造，还有很大比例是中资企业代加工的，这其中巨大的差价都是外资得到的好处，包括美国的公司和个人得到的好处。如果人民币升值压缩了这部分增加值空间，那对美国并无好处。

总之，美国与中国企业之间，国民经济之间完全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没有多少直接竞争。美国实际上面临的问题是需要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产业转移和升级。

财新－《新世纪》：人民币汇率争议如火如荼，有何解决办法？

郭树清：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有好处，可解决国内经济金融和国际贸易投资问题，包括建立新的货币金融体系。中国已是很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大家需要规避风险，使用合适的货币进行结算是必然的。现在一些国家把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国际化，如果跨境贸易结算、支付使用人民币，这个问题就不突出了。

中国M2庞大的基数加上对资本项目的必要控制，使得流出去的资金和回流资金都比较有限，所以出现那种小国家货币被绑架炒作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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