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五年间，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经历了一次涅槃。如果将改革的基本逻辑简单总结为两条，一是上市促改革，二是IT技术革新促进银行管理的飞跃，那么在中国主要的商业银行均已完成上市，银行IT系统也已基本完善之际，下一步银行改革的动力何在？

对此，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回答说：应靠市场内部推动力，以及来自股东的硬约束。

9月30日，郭树清接受本刊记者专访，与半年前的专访更多着眼宏观经济全局不同，此次侧重于阐述银行的资产质量、公司治理、收入结构等微观机制在宏观环境中的收与放，而落点则是金融改革的得与失。

建行近几年来的战略调整、结构转型和宏观预判，源于建行股改的先行先试。2005年准备上市时，郭树清在建行推动“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转型，2009年初在金融危机肆虐之初率先推动贷款出笼，又在其他银行一拥而上之时降低了贷款增速，甚至甘愿放弃市场份额。目前，建行的拨备覆盖率205%，为四大行中最高。

“去年贷款增长即使是四大行也迥异。这说明银行间的经营战略开始显现出差异化和个性化，这是一个很大的体制进步。”郭树清说。

不求市场份额

在采访前夕，9月29日晚，房地产调控的“第二只靴子”刚刚落下，央行及银监会公布了新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持续低迷的银行股估值再受打压。

在人们的印象中，建行是最大的按揭贷款银行，一直也以包括房地产开发的基本建设贷款为特色。不过，这已是老皇历了。“我们已经不是最大的个人按揭贷款银行。”郭树清表示，2008年前建行仍将市场份额作为一个重要考核指标，去年予以取消，“我们的分行在当地的贷款份额是第二或第三没有关系，甚至是第四、第五也行。”他说，“要鼓励分支行去做低风险和相对高收益的产品。”

建行中报显示，上半年房地产开发贷款新增为五年来最低，前十大单一借款人中没有一家是房地产企业。郭树清称，建行两三年以前还有6000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客户，现在只有3000多家，减了一半。

谈及对当前房地产行业的基本判断，郭树清认为，从总量上讲，居民贷款余额十多万亿元，其中房贷是五六万亿元，占GDP的比重约16%，相对于美国约90%、欧洲约40%的同类占比，“风险有限”，郭树清认为，从银行角度，“关键是防范假个贷。只要做到这一点，百分之八九十的房贷风险就控制住了。”他强调信贷风险控制应关注关键环节，不赞成对贷款的每个环节无休止地严格审批和限制，“那会无效率可言。”

郭树清1998年在贵州担任副省长期间主持推出过颇有特色的住房改革，他一直密切观察房地产市场变迁。

郭树清认为，除了总量宽松的原因，中国房地产的结构性失衡也是导致房价过快上涨的重要原因。房地产业务高度集中在几大核心城市，如上海、北京、深圳、杭州等，房价上涨过快，从而导致全国房价水平攀升。

郭树清认为，结构性问题有长期性，需要在城市布局、区域规划上调整。比如大企业、大机构都集中在少数城市，而美国500强企业、名牌大学等很多设立在中小城市。针对应走星星点点的小城镇模式还是建立整体综合规划的大城市带的路径之争，郭树清表示，应因地制宜选择发展模式，国家有许多政策手段可以使用，同时对市场力量要因势利导而不是硬拧。

郭树清称，建行也是支持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建设力度最大的银行，另外建行持股75％的中德住房储蓄银行，目前贷款余额70多亿元，主要支持保障房的建设。他称这些都是商业贷款，“桥归桥，路归路，不可能由商业银行给财政补贴。”

今年8月，郭树清在半年报发布会上透露建行正在申请成立村镇银行控股公司，近期计划是成立100家村镇银行。对此，外界疑惑不已，因为即使每家1000万元的资本，每年20%的净资本收益，总计也就几亿元利润，此举对年利润超过千亿元的建行意义何在？郭树清认为这事关建行的战略，称这个市场潜力巨大，被严重低估，“实现了工业化的乡镇可能比落后地区的一些地市的金融资源还要丰富。”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可以培养人才和队伍，必须从小的市场做起。在村镇银行的架构下，公司治理、激励机制等方面可以进行独立探索。”郭树清说。

银行改革攻坚

农行今年7月上市后，国有银行改革告一段落，但外界疑虑仍存。“你问银行股估值为何这么低迷？我也感到困惑不解呀。”郭树清说。他认为银行改革“成就巨大，现代银行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他也表示，“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郭树清认为，“国有商业银行原来最大问题是官商作风，这次改革之后，提供服务的能力有了根本性改善。”他引用数据称，到去年年底，建行配备大堂经理近1.5万人，理财师4万人，ATM机过去五年增加了近4倍，还有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发展速度几乎与国外同步。现金交易和账户查询绝大部分已经转移到电子银行和自助服务渠道。商业银行为客户提供资产管理服务从无到有，现在大型银行网点销售产品2000多个，每年新增加200多个，“数量上已经超过了欧美银行。”郭树清说，建行过去五年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从7%左右到现在的22%，平均增速是50%，“不可能更快了。”

中国银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正在迅速接近欧美同业的水平，利润更是领先于他们。谈及此，郭树清也不忘提醒，利润有此颠覆性变化是因英美银行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所致。

商业银行在风险控制方面亦和以往有了巨变。“不良率持续下降，拨备覆盖率持续提高，建行都提到200%以上了，这意味着，相对于不良贷款，拨备是两倍多。”郭树清说，经营状况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建行去年实现净利润1000多亿元，连续五年平均ROE都在21%左右。”

“财政原来觉得银行挺可怕，后来觉得银行很有潜力。”郭树清说，建行今年的税费将超过600多亿元，占到国家8万亿元财政收入的0.8%左右。建行5年来上缴的税收、分红及国有股权增值等，已经远远超过了股改前后国家的投入。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是党中央国务院这五年多来最重要的改革举措之一，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功。如果不是进行这么彻底、系统的改革，商业银行不会有现在这么好的局面，我们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郭树清说。

下一步动力

郭树清表示，下一步改革动力首先来自市场的推动。他认为，中国的银行业并非垄断行业，而是高度竞争。目前银行还没有完全做到以客户为中心，在专业化、精细化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中资银行和欧美银行的差距所在。”

郭树清认为，外资银行在金融市场的定价能力很强，能随时双向报价，精耕细作，利用市场的波动赚取看似微薄的利润，这要求有很强的风险把握和市场分析能力。“因为专业专注，他们能赚这些钱；我们现在还做不到。”他说。

郭树清亦指出，中资银行的研究力量较弱，对外部评级较为依赖，特别是国际业务。而外资银行对国别风险、地区风险、行业风险等的研究能力非常强。在中资银行，研究部门、分析人员仍被看成是不那么重要的角色。

四大行中，惟有建行一家引入外资商业银行为战略投资者，坚持全面合作至今。“建行的客户可以在网上自己设计电话银行的菜单，这就是向美国银行学习的。”郭树清举例说，建行的网点在美国银行战略合作下进行了两次转型，第一次是从现金交易核算为主向销售服务为主的转变；第二次，主要是在满足大众客户金融服务需求的同时，着力提升面向中高端客户的理财服务能力。

不乏意见认为，中国银行业的丰厚利润一受益于中国高速成长的经济，二来自政策给予的高息差环境，而未来必然到来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将终结这一时代。目前建行的息差在国内大型银行中最高，达2.4%，全行业平均水平也在2.2％-2.3%。

郭树清对此认为，息差大小的影响因素很多，国际上也有不少国家的息差水平比中国还要高。发达国家实际借款利率并不低，只不过转化成收费了，例如信用卡。中国金融服务目前仍然供应不足。无论是从金融业就业的份额，还是创造的附加值来看，银行业和其他行业相比都不太发达。而通货膨胀的因素也会推高银行的利润。“从银行自身感受来说，利差是逐年下降的。但在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下，中国银行业利差仍存在一定空间。”

针对国有银行内部仍有行政级别的“传统”，郭树清承认，“我们内部由于历史原因，还有一些行政化、官僚化的问题”。“有意无意、或多或少这种观念还仍然存在，分行行长觉得自己是正厅长，部门经理觉得自己是处长。”郭树清说。“这需要银行的人力资源管理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

“另外如何建立起和市场相容的激励机制，避免激励不足和过度激励的风险，还是个有待探索的领域。”他认为。

制衡之道

谈及下一步改革的动力，郭树清强调，来自对股东回报的要求也是硬约束，“如果一家银行净资产收益率达到20%，另一家银行只有17%或更低，股东的压力马上就会显现。”

对比英美银行高度分散化的股权架构，郭树清认为国有上市银行的状况也有公司治理方面的优势。

“即使从国际比较看，我们也比较规范。”郭树清认为，中国国有上市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已经形成，股东对银行的约束作用直接有效，比如建行除了考虑汇金的意见，美国银行、淡马锡、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等的声音也要考虑，这些因素相互制衡。“在股东监督下，董事会执行战略决策职责，不存在过去那种内部人控制的可能；管理层独立经营，有职有责有权；监事会对董事会和管理层实施监督；员工也可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等各种形式参与管理。”郭树清说，“党委会依法活动，起到核心作用。”

针对国有股东难以长期成为“合格的出资人”的疑问，郭树清表示，和原来单一的国有制相比，现在中央汇金投资公司（下称汇金）持股约57%，另有近40%的股份由香港以及海外机构、企业和个人持有，A股不足4%，建行的股权结构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

汇金过去几年实行股东积极主义，做实出资人职责。但随着原汇金总经理谢平去职，外界也担心汇金的强硬作风会有所衰减。对此，郭树清称，总体来说，汇金的作用是正面、积极的，因为他们毕竟不像过去的政府主管机构那样管银行，而是按市场规则行事，派驻的董事也要符合公司的章程及公司法的要求。他也并不讳言，管理层、专职董事、监事会间常常存在不同看法，“因为汇金考虑的是大股东的利益，拿到现金回报是最重要的”，而“银行却不能只考虑短期内赚钱、分红，必须还要考虑客户感受、社会接受程度、企业形象。比如，我们高度重视银行的品牌价值，而股东可能就没那么在意。”

有观点认为汇金在履行出资人职责时，只关注利润最大化有不妥之处，关于重启金融国资委的动议也一直传闻不断。对此，郭树清表示有关问题还在研究之中，“即使建立这样一个部门，也要考虑不能使股东职能倒退为行政化、官僚化管理。”他表示。

郭树清认为，上市后，客户、媒体、公众监督已经成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透明度显著提高。我们披露信息的及时性和充分性都明显强于欧美同业。“有些情况可能过度透明了。”在金融危机中商业银行披露了一些带有商业交易性质的信息，比如说持有多少雷曼的债券等，事后看是不妥的。“以后应当以此为鉴。”

他亦强调商业银行内外已经建立了交叉的监督体系，如垂直的内部审计制度，在常规的外部审计外，监事会还有权力去聘请其他的外部审计。此外国家审计署平均每两年来银行进行一次全面审计，单项的审计则每年都有。“至少说明银行在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宏观审慎方面有很多保障，在对外盲目投资方面不可能走得很远，在经营高风险高回报业务方面不可能走得很远，个人决策独断专行不可能走得很远。”郭树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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