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新常态是过去数十年全球经济发展演化的一个结果，面对新的经济发展态势，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受世界经济新常态与自身发展模式的影响，中国经济也进入一个新阶段，经济结构方面的新特征反映出当下所面临的潜在问题与挑战，如投资路径依赖、产业升级缓慢等。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更关键的在于实现发展状态的转换，因此，应通过一系列系统性的存量改革举措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

新常态背景下的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　包龙飞

新常态：背景与特征

对于世界各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种种新特征、新表现，经济意义上的“新常态”（New Normal）一词2009年在美国被提出。结合中国经济现阶段的特征，我国也有一些学者对新常态的提出各种观点，有人认为新常态是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增长后经济发展阶段的趋势性放缓，也有人认为新常态下增长和物价将更平稳、收入更均衡、就业更充分；  在起因方面，如认为来自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变化，共同塑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李扬，2014）。  在不断深化认识新常态过程中，国内外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态势看法不一，如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唱衰的声音也再度出现，等等。同时有学者认为，基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仍有至少20年的高速增长潜力（林毅夫，2015）。因此，通过回顾新常态的国际与国内背景，分析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特征，有助于从不同角度发现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主要的结构性问题与挑战，并对未来经济结构的转型举措提出建议。

从制度主义的视角看，历史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使人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取知识，还在于种种社会制度的连续性把现在、过去与未来连接在了一起，现在和未来的选择是由过去所形塑的。  在新常态之前数十年间，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分别通过自由化与市场化改革走出经济滞涨，开启经济起飞道路，结合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世界经济沿一种新的增长路径持续进步。基于这种制度框架下的发展模式，其负面性的后果是一方面导致了发达国家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和脆弱性，另一方面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外需和投资的经济结构形成依赖，缺乏增长的内生动力机制。金融危机的发生打破了这种旧均衡，世界经济进入一种走向新均衡的过渡调整之中，这个过程折射出新常态的演化和产生背景。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各主要经济体采取措施，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国际经济环境因此也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一些新特征：

制造业有回流发达国家的趋势

发达国家着力促进制造业回流本土，意在重塑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优势地位。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实行一系列措施促进海外制造业回流，依靠在互联网信息技术方面的优势，重点发展如3D打印、工业机器人、下一代互联网、分布式能源系统等新兴产业，通过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推动技术创新和就业增长，进而带动经济结构转型。德国在2010年提出“工业4.0”战略，促进德国工业在信息化时代向基于物联网和智能制造的前沿领域升级。

加强政府干预，竞相贬值货币以促进经济复苏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实施了数轮量化宽松（QE）政策，通过一系列公开操作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促进美国经济复苏与就业增长；欧洲经济在主权债务危机之后持续停滞不前，面对欧元区内多个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高福利经济社会制度陷入困境、地区独立势力抬头等问题，欧洲央行于2015年也宣布实施欧元量宽政策；在持续多年的经济低迷之后，日本自2012年实行的“安倍经济学”，核心也是通过货币增发来改善贸易条件，刺激经济增长。

自由贸易体系变革的来临

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发达国家试图构建新的自由贸易体系。通过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美国希望一方面扩大国际市场与出口贸易实现复苏；另一方面，当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已占全球一半之多，  通过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体系的推行，可以遏制这些国家特别是后发大国的经济发展，巩固发达国家的国际竞争优势。

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下降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放缓。一方面，这些国家在过去数十年发展中对外部市场依赖较大，经济危机后外需的缩减直接影响了其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导致的制造业回流与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进一步挤压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空间；另外，这些国家普遍存在产业升级进展缓慢的情况，基于技术模仿和照搬的“后发优势”空间逐渐变小，这是导致其增长速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开放经济体，现阶段中国经济出现的增速放缓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世界经济新常态影响的结果。同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30余年期间，依托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以出口导向加投资驱动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不断得到自我强化，传统增长路径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发生作用并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以新问题、新特征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一种国内外经济约束条件变化所导致的结构性而非周期性的减速。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和问题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投资驱动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投机结构亟待优化

传统领域的投资难以对经济增长形成持续拉动作用，以往依赖投资驱动的行业相对饱和，投资收益率逐渐下降，如钢铁、化工、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等领域；与此同时，新兴产业领域投资不足，以现代农业和“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有较强的资本需求，这些领域的投资机会将大量出现。但是，现阶段投资结构的主要特点是，大量资本沉淀于前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闲置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资产价格继续泡沫化膨胀，投资结构被严重扭曲。

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不足

消费结构的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但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需要时间培育。消费需求结构逐步由以往大批量，标准化形态的产品消费向个性化定制形态的产品消费转变；根据一般的国际经验，步入工业化后期的国家，内需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环节，但以居民消费为主的内需结构，受多方面因素的约束，无法在短期内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方面，这将会造成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滑。

贸易条件改变，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

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使得贸易条件与进出口结构发生转变，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的国际化转移呈现加速趋势。劳动力成本的逐步上升与外部市场需求的持续疲软使出口进一步降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继续减弱；同时，随着人民币升值与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国民收入水平和消费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进口贸易将继续增长；随着亚投行的成立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如何促进私人部门扩大对外投资，降低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避免恶性同业竞争，是新常态下“走出去”战略面临的重要挑战。

通货膨胀的结构性特征将更为明显

随着生产成本持续上升，以往需求拉动型的通胀将向成本推动型通胀转化，一旦在某一时期技术进步率下滑，“滞涨”的局面将会出现；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通货膨胀率将高于其他产品，结构性通胀特性显现，  由此也可能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权衡取舍更加棘手。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供需结构不匹配

随着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并对劳动力成本上升起推动作用，同时由于产业结构升级的长期性，在一段时间内劳动力结构的这种变化将会减缓经济增长速度；近年来的“民工荒”，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等问题，则反映出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的失衡。无论是人口红利消失所带来的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还是供需结构的不匹配，都要依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顺利实现来解决，这意味着劳动力结构问题将在一定时期内对经济结构转型形成挑战。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缓慢，技术进步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过去30余年的经济发展中，依托国际产业转移的契机、以低成本劳动力为主要竞争优势的外向型经济模式，缺乏培育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激励因素，产业升级进展缓慢；在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和高标准贸易壁垒的构建等因素的影响下，继续进行技术模仿和复制的空间越来越小，产业升级面临技术进步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制约。

普遍性的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的状况已经难以用经济高速增长解决。自2009年开始的新一轮产能过剩，不仅发生在钢铁、水泥、煤化工、平板玻璃等传统行业，其范围也扩展到造船、汽车、机械，甚至多晶硅、风电设备等代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新兴产业。  以往依靠经济高速增长和出口将过剩产能化解的途径，由于增速的结构性下降、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产能过剩的体制性原因等因素的多重阻碍而难以完全达到预期效果，这也将制约新常态下的工业转型升级并对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造成更大压力。

第三产业供给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

第三产业比重值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 。第三产业中的高端服务业，如银行、投资管理、金融咨询等行业，受制于国内整个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的制约，无法有效发挥现代金融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更加需要资金支持的创业者、中小企业、现代农业等市场主体在金融市场上往往面临歧视性的资金价格与匮乏的融资渠道。因此，与工业产能过剩形成对应的，是第三产业的供给不足，两者共同造成了产业结构不合理。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举措

相比发达国家，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更主要的是实现发展状态转换，即，从“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多年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初中级阶段、由政府强力推进经济粗放型周期性高速波动增长、利益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扭曲、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发展状态”，转向“运行机制更加依靠市场自身规律、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结构与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相适应、利益分配更公平合理、人与自然更和谐的新的发展状态”。  这种存量层面的转型需要从经济系统整体出发，针对经济结构不同方面之间相互联系与制约的关系，促进关键经济变量的转型升级。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表述不仅是对市场的地位和作用的重新定位，也明确了未来经济结构转型的基础框架。转变政府职能，使宏观调控更具科学性。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简化行政审批等制度性举措，最大限度的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创造力和创新力；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更多的转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和质量的提升等方面；宏观调控应更具科学性与针对性，要从全面调控到定向调控，从数量导向到价格导向。

抓住新技术所带来的契机，全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1）区别培养理论型与应用型技术人才，形成多层次人才梯队。经济增长理论与国际经验表明，高素质劳动力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因此，应根据人才的不同类型区别培养：对理论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应严格把关、走“少而精”的培养路线；改革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机制，通过加大财政投入补贴力度，为科研工作提供优良环境，广泛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对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应以经济发展为导向，重视职业教育，扩大应用型人才的数量，为各个产业储备高素质的技术工人队伍。（2）继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一方面，政府要通过补贴、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继续鼓励企业的研发与自主创新，另一方面，通过与资本市场的对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对企业创新形成激励促进作用；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改革以项目直接拨款为主的科技经费支持方式，建立以基金等金融手段支持研发和产业化的财政支持机制。  （3）开展广泛国际经济合作，进行产业国际化转移。借助亚投行的成立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契机，依托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将已经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及价值链环节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业务外包等方式进行转移，化解过剩产能；深化制造业服务化趋势，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将处于“微笑曲线”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作为产业升级的重点方向。

培育国内市场需求，转换经济增长驱动引擎

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完善住房、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以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提升消费信心与消费能力；提高财政开支用于教育医疗和卫生的比重；提高公司利润分红比率；增加经济适用房与保障房的供应，结合宏观调控的手段抑制房价过度上涨；通过降低进口关税，扩大进口贸易等措施，带动消费增长、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范围与力度，打破行政性垄断，降低准入门槛与壁垒，使市场竞争度提高，扩大社会生产的总供给，满足日益增长的个性化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逐步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

对中国经济来说，新常态下的新问题、新特征，既带有经济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又具有特定发展模式下的特殊性。

普遍性意味着，对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结构所呈现的特征可以基于经济学中相关理论与世界经济变化趋势加以一般性的阐释：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新常态并非是经济增长过程中随机性或偶然性的事件，而是一种路径依赖的产物，将因其所包含的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约束的惯性而在一段时间内存在，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也将会以此为契机，沿一种新的路径继续发展。这再次体现出制度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启示我们在未来的结构转型中制度性变革的重要意义。

特殊性则表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具有不同的地方：发达国家在危机之后所进行的一系列调整转型，是类似于以往周期性衰退之后经济系统的自我调节，主要目的在于使经济走向复苏，而建立在成熟市场经济之上的体系框架已经趋于完善，因此并不存在全局性优化的要求；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是在传统发展模式走到尽头、边际调整和增量改革的红利渐趋殆尽的基础上开启的，要通过存量改革实现发展状态的转换。这要求必须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一味以发达国家经济模式为标杆进行跟进。（作者专业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产业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