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一个忙碌的周一，我安顿好孩子睡觉正闲下来准备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韦泱老师发的微信“沈寂先生于18时在上海病逝，享年九十二岁”。觉得突然，躺在床上半天回不过神来。3月下旬，我曾探望病中的沈老，虽面露疲色，但思路、语言仍清晰。清明前后，得知沈老无碍其实更觉得放宽了心。天气转暖，花儿开了，天透亮了，人的心情也豁然了，暗想着过了初夏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也正是这么想的时候，传来了噩耗，一时竟觉得又不真实。

与沈老合作六年多，他像是生怕我断稿，每次的文章总是一批一批给我，免除我的后顾之忧。如今，他的文章已集结成书，但我这里仍有两篇余稿未刊，睹文思人，我决定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刊登完毕，为光影版，为沈老的栏目做一个完整的结束。病床上的他，还挂念着一本儿童读物的编撰，如今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不会有牵挂，他的文字是后辈了解历史最好的读注，也是留给光影版最珍贵的礼物。

——编辑手记

石挥《假凤虚凰》剧照

石挥饰演僧格林沁

电影《雾海夜航》海报

石挥执导并主演的影片《我这一辈子》海报

石挥这一辈子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石挥从寒冷的北方漂泊到繁华的上海，在此登上舞台。凭他丰富而又充满艰辛的生活阅历，饰演各类角色，由配角到主角，由无名而成名，不出五年，就成为“话剧皇帝”。后来，他又跻身电影界，自编、自导、自演，创作出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蜚声海内外。

■　沈寂

    我也是个“石挥迷”

    在我认识石挥以前，就已是个“石挥迷”了。我看过他主演的许多话剧和电影，还读过他的演剧手记和叙述他成为演员前后流浪生活的《天涯海角篇》。

    “孤岛”时期，三个挥主演的《正气歌》对我影响最大。一九三七年，日军侵占上海，租界沦为“孤岛”。留在上海的影剧爱国人士，迫于压力只得借古喻今，以历史题材宣传抗战救亡的决心和激情。我当时还是个高中生，酷爱戏剧，内心燃烧着抗日的烈焰，凡是反对异族侵略和抗暴题材的话剧和电影，总是争先买票，看了又看，如于伶编剧的《大明英烈传》、刘琼主演的《海国英雄》，以及周信芳主演的京剧《明末遗恨》。一九四一年，上海剧艺社演出由吴祖光编剧的《正气歌》，比其他戏剧更为激动人心。文天祥的饰演者就是石挥，这是他到上海后的第九部戏。石挥饰演的文天祥犹似火山爆发后凝结的一座巨石，由热而冷，由激情变为沉静，冷得令敌人胆寒，静得使观众尊敬。最后一场，石挥用高音吟诵：“吾善养吾浩然正气，浩然正气乃是天地间的一种正气……天地是靠了这种浩然正气才能存在……”请设想一下， 当时坐在剧场里、被困在“孤岛”中的观众，怎能不被这一段震撼人心的台词所打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怎能不心潮澎湃，热泪盈眶！这时候，观众眼里的石挥已不是演员，而是不屈不挠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化身。《正气歌》因石挥主演而轰动，石挥也因此一举成名。

    接着，石挥主演了《大马戏团》，连演七十七场，累得晕倒在台上。他在《秋海棠》中的出色表演，凄楚动人，引得满场唏嘘，由此被观众称为“话剧皇帝”。自一九四一年到抗战胜利，石挥主演过《蜕变》、《夜店》等20部话剧和《乱世风光》、《世界儿女》等十部影片，风靡申江。

    上海解放，石挥和上海所有的电影工作者一起，欢欣鼓舞地迎接新时代。他满腔热情地主演了《姐姐妹妹站起来》以及《关连长》等十四部影片。尤其是他自编、自导和主演的《我这一辈子》，是石挥的代表作，曾获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奖。一九五O年曾在捷克卡罗维发利电影节上展出，受到世界电影工作者赞赏，为中国电影争得可贵的荣誉。

    初见石挥竟在对他的批判会上

    一九五二年，联合电影厂所有创作人员集合在一起进行“思想改造”、“文艺整风”，“整风”一开始就批判电影《武训传》、《 我们夫妇之间》和《关连长》。我就在这批判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我崇拜的“话剧皇帝”。石挥在检查时的神态与赵丹、郑君里不同。赵、郑两位心情沉痛地自我谴责。石挥却很平静，还带点迷惑不解和茫然的神态。

    休息时，与会者在走廊上或会议室里继续议论，十分热烈。我因无熟人而走到阳台去，发现石挥已在那里，猜想他需要单独静思。他知道我来自香港，听到我的名字，竟记得我曾在柯灵主编的《万象》上发表过小说，同期也有他的文章，仿佛遇到从未相识的知音，但因为是初识，又是在这种场合，没有多交谈。

    “整风”结束，联影厂归属上影厂，我和大同电影公司编剧赵清阁被分配在艺术处管理图书资料。不久，石挥兴冲冲到艺术处来，说他被分配去导演《鸡毛信》。他是在“文艺整风”期间受批评的三人中第一个接戏的，足见领导对他的信任。由于他对抗日游击区儿童团和民兵的生活一点不了解，希望我提供有关资料。我特地到书店和图书馆去寻找，买了书给他送去。一个月后，我奉命到北京中国影片发行公司参加会议，临行时龚之方先生约我为香港《大公报》写一点自香港归来的影人的近况。因舒适饰演《鸡毛信》里的民兵队长，在北京郊区拍戏。我到了北京，就抽空去《鸡毛信》摄制组住宿的客栈里访问。那天他们正外出拍戏，我一直等到天暗，他们才疲惫地回来。我见到舒适，也遇到了石挥。我趁机找石挥谈话，也想写一篇对他的访问记。尽管时间已晚，他和副导演谢晋要商量明天的拍摄计划，但还是和我热情交谈。他说自己对老区的生活一无所知，虽然喜欢孩子，在《关连长》里也拍过儿童戏，但孤儿和儿童团的精神面貌截然不同。他认为拍这部影片是接受革命教育，创作过程也就是进行思想改造。他有把《鸡毛信》拍好的决心，也能为新中国电影贡献自己力量充满自信。

    当时上影厂的剧本，由剧本创作所供应，合乎导演拍摄要求的剧本不多。可是，每年上级下达的拍片任务又必须完成，上影厂便以拍摄戏曲片凑数。如何改编？是舞台记录还是电影化？由桑弧改编石挥导演的《天仙配》，在两人的默契合作中，拍成“神话歌舞故事片”取得成功。公映后轰动一时，香港也由此引发“黄梅戏”热，影响海内外。

    《天仙配》刚拍摄完成，上影厂接到一个“重要”任务，要拍一部和“武训”相对立的《宋景诗》。剧本和主角崔嵬都来自北京，要上影厂挑选一个最好的演员当配角。其中清军统帅僧格林沁就要石挥来演。戏不多，也不是主要配角，可是石挥却认为自己好久未演戏，不能让观众忘了自己，角色虽不重要，而他就要在不多的戏里创造一个出色的人物。他找我要资料，从中了解到僧格林沁既是清朝的首席将军、世袭亲王，又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既“忠勇成性”，又“刚愎自用”。前者显示他的威风，后者是他失败的根由。我帮他找到僧格林沁的画像，照此化妆。果然，僧格林沁出现的镜头只占全片的百分之六，而石挥大幅度的形体动作和强烈的起伏情绪——从开始威武暴戾的表情到在桌下爬行逃窜的狼狈相，给观众留下难忘的印象。

    石挥鼓励我改写《双喜临门》

    此后，石挥不再接到任务。那时，上影厂成立导演室，由陈西禾和我负责，当时的导演室是他们会面和活动的场所。

    一九五六年初，上海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工商界敲锣打鼓，纷纷响应。正好有几位来导演室闲谈，认为这是个反映现实的好题材，激起他们多年积压的创作热情。于是在徐昌霖倡议下，组成小组，编写话剧。大家公推石挥挂帅，一起酝酿情节，然后共同编写。石挥先写第一幕，陶金和徐昌霖合写第二幕，徐苏灵和我合写第三幕，在两天内分头执笔，限期交稿。我因有工作，第三幕由徐苏灵先动笔。到了第二天午后，大家提前到导演室来交稿。先由石挥审阅，他认为第三幕不够充实，达不到高潮，缺少舞台效果，决定由我改写。我只得坐在里间埋头苦写。他们一起在外屋修改第一、第二幕。我刚写好两张稿纸，石挥就进来取走。我继续手不停、气不歇地写着，石挥也不断进来取稿，每次都对我鼓励几句。我从天明写到天暗，石挥为我开灯。大概到六点左右完成，大家拍手庆贺。徐昌霖和《新闻日报》文艺组通话，派人来取稿。我们一起到锦江饭店吃庆功酒，要平时生活节俭的石挥请客。第二天，《新闻日报》上刊出剧名为《双喜临门》的剧本。这是上海第一部反映社会主义改造的作品。上海滑稽剧团姚慕双、周柏春决定排演，请石挥导演。石挥花了三天时间加紧完成，赶在春节在光华戏院演出，观者如潮，场场客满。接着魏含英的平弹团也将其改编成评弹演出，上海文艺出版社随即出书。

    因为讨论剧本，我去过石挥的家。石挥住在陕西南路一条弄堂的石库门房子里，还是假三层，只有一小间，除一张床、旧写字桌和几张凳子外，其他地方都堆满了书。窗户外面有一个木板搭成的小阳台，上面放了几盆花草。这是我第一次到他家，不能不感到惊异。一个在抗战时期就出名走红的“话剧皇帝”，解放已经六年了，竟然还住在这样简陋的小屋里，令人难以理解。他告诉我：解放前，他虽然有过辉煌的舞台生活，也主演过电影，可是作为演员，报酬不高，所以他争取做导演，提高收入，但是永远追不上物价飞涨。抗战胜利后，他进文华公司，收入尚可，而生活水平仍高出工资。上海解放后，文华老板迁居香港，电影厂陷入停顿状态，连工资也发不出，全体职工苦不堪言。石挥只得以一点积蓄维持生活，每月还要汇钱给住在天津杨柳青的老母。经济困难使他住不起好房，虽然他与童葆苓（京剧名伶，童芷苓的妹妹，曾在石挥编导的《母亲》里担任主角）在一九五一年订婚，但直到一九五五年才结婚。童葆苓因在北京工作，无法调至上海，他们只能两地分居，石挥也就一直住在这不像样的小屋里，过着孤单的生活。他进上影厂后，除工资外，没有其他收入，穿的是旧西装。他不喜欢穿中山装，也不习惯打领带，雨天寒日，加一件白色发黄的夹大衣。每天上保定馆吃炸酱面。他喜欢吃肉，我们去锦江饭店里，他总要点两只菜——“金钱排骨”和“椒盐蹄膀”。他很少请客，别人说他吝啬，他就自嘲是苦出身，节省惯了。其实他存钱为了孝敬母亲，还想实现自己租房成家的美好理想。

    谈到苦出身，我从他的《天涯海角篇》知道一二，现在听他亲口诉说，更令人感到悲怆。

    小车僮当上“话剧皇帝”

    石挥原名石毓涛，河北省杨柳青人。他一岁时，全家迁到北京，父亲在高等师范学校任职员，有子女五人。石挥是第三子。他六岁进小学，在河南中学读到初三。他与后来成为重庆“话剧皇帝”的蓝马是同学，还一起演过戏。后来父亲失业，他不得不停学，连初中文凭也没有拿到。父亲推说出外找工作，竟一去不回。那年石挥十五岁，为了分担母亲的生活重担，就去考北宁铁路（北京到沈阳）车僮训练班，因那里免费供应食宿。三个月后分配到列车上当车僮。车僮是铁路上最下贱的活儿，见了站长要叫老爷，整天拿扫帚打扫车辆里乘客乱扔的垃圾。到终点站后，别人休息了，车僮还要抹桌椅和整理床铺。一个车厢接一个车厢，抹得他两手酸痛，面孔发肿。有一次，有人夹带烟土，半路起火，车长要他去救火，他差点被烧死。还有一次，乘警与土匪勾结，抢劫火车，有个乘客行李被抢，就在车头上撞死，站长要石挥搬走血淋淋的尸首。火车上常常有日本人，又凶又恶，专门欺侮中国百姓。石挥好几次因没有听懂日本话而挨打。直到一九三一年，才被调到山海关外的打虎山车站工作，满以为可以结束受惊挨打的车僮生活，不料“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他不愿做亡国奴，只能像乞丐一样逃出魔窟，流浪到长江下游的一个城镇。那里正有中国军队在招兵，他就参加训练班，还特地写信给母亲，表示决心去抗日。不料他因体弱，竟然落选。他觉得无脸见老母，决定自己设法去南方。当他住在一家小客栈，等待南方的火车时，大哥找到了他，说是母亲盼他回家。他乘了五天五夜的火车，回到北京的家中，一下跪倒在母亲跟前，放声痛哭。母亲温和地说道：“你怎么想不起回家？我天天梦你。”石挥的泪水沾湿了母亲的衣襟。

    后来，就在他为失业而苦恼时，小学同学蓝马来找他，介绍他去演戏。石挥为了能吃上一顿午饭，就进了明日剧团，在后台当听差。他眼看男演员装腔作势，女演员嗲声嗲气，一不称心，不是哭就是闹。石挥整天忙于抄写剧本、搬布景道具、为演员整理服装、倒洗脸水、张贴海报，还要为大家倒茶送饭，所得报酬只有两顿青菜淡饭，早饭是昨夜剩下的冷粥。他从小爱看戏剧，也想当个演员，可是眼前的事实让他失望。更有当他要求辞差时，一个演茶房的小演员忽然失踪。团长发急了，要石挥代替上场。他不知道怎么演戏，胡乱地在脸上涂脂抹粉，穿了茶房的白大褂儿，站在后台，心跳加快，手脚发软，连嘴唇也微微颤动。团长见他呆立不动，在他后脖一拍。他一惊，冲到台上，在强烈的灯光下，胡乱地连说三声“是，是，是”，然后慌忙逃回后台。也就是从这一次登台，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通过自强和奋斗，终于成为“话剧皇帝”。

    周总理赞《我这一辈子》

    一九五七年五月，上影厂创作人员来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邀请赵丹、石挥、吴永刚和吴茵到家里吃午饭。周总理安慰赵丹不要再为《武训传》而委屈，鼓励《神女》的导演吴永刚对电影厂不合理的现象可以大鸣大放，还称赞石挥的《我这一辈子》，希望他再拍一部反映新时代的力作。这对他们鼓励极大，一回到上海又积极投入创作。上海《文汇报》以《好的国产片为什么这么少》为题，举办座谈会。记者要我提供出席座谈会的导演和演员的名单。吴永刚、陈鲤庭、孙瑜、郑君里、沈浮、石挥等十几位导演都去参加。事后还要他们将发言整理成文字，在报上发表。吴永刚写的是《病梅》。石挥受《西望长安》的启发，写了一篇《东吴大将“贾化”》，批评社会上说假话的现象。他这时热衷于创作。一九五五年他从报上读到民主三号轮遇到海难，同船旅客互相帮助克服困难的新闻报道后，引起创作欲望。他以此为题材，经过反复修改，于一九五六年底完成初稿。在厂领导的支持下，成立摄制组，他在斗室里写分镜头本，又请了“苦干剧团”和“文华”厂的演员终日排练。当时租船费用很大，为了要拍摄海中轮船上的戏，只得在大木桥厂的空地上挖了一个大水池，代替海洋。整个天马厂从导演到工人都齐心协力，展开工作。

    正在这时，传来文化部颁发一九四九—一九五五年优秀影片奖。石挥导演的《鸡毛信》荣获三等奖。他又被选为人民代表，还分配给他一套房子。我和徐昌霖一起到他新屋去，那里共有三间，比他原来住的“斗室”大几倍。可是他正忙于拍片，没有时间购置新家具，也没空料理。我们祝贺他：童葆苓来上海可以有安居的新房了。我告诉他，我在香港写的剧本《一年之计》（朱石麟导演），这次也获荣誉奖。他听了比自己获奖还兴奋，鼓励我继续努力，多写剧本。他听说徐昌霖的《情长谊深》中有一个老工人的角色，戏不多，但很重，一时找不到演员，就自告奋勇表示愿意扮演。果然，他在该戏中虽只有几个镜头，但演活了一个有忠心、重义气的老工人，在失明前哀婉哼唱的一段京戏，五十年后，音犹在耳。

    惨烈在“反右”浪涛中

    为了逼真求实，在厂里拍摄完内景后，石挥又带摄制组到海边去拍波涛汹涌的场面。正在他满腔热情地拍摄这部《雾海夜航》时，“反右”风暴突然袭来，上海电影界很多老艺术家被推入“右派”的泥坑。在运动接近尾声时，一场更大的风暴，正等着从外景地回来的石挥。十一月中旬，石挥带着摄制组回到上海，领导上要他先完成全片的剪辑。试映那天，所有创作人员都集中在电影局大放映厅，默默等待。石挥进门，走过我面前时，向我投来不安的目光。他一定预感到灾祸临头。影片放映了，银幕上出现很多动人的场面，但整个放映厅肃静无声。直到放映结束，人们散去，石挥留在最后，孤单地离开。

    第二天召开大会，仍在放映厅，石挥面向大众，先作检查。他自称一生热衷艺术，对政治不关心，是极大错误。接着， 群众开始批判。使石挥震动的是，他敬重的老师佐临和柯灵也批评他。佐临指责他从旧社会带来旧习惯、旧作风，与新社会格格不入，不学习政治，自由散漫，有错误言论。柯灵也对石挥进行了批评（二十年后，柯灵为此公开表示歉疚）。有人揭发石挥编导《雾海夜航》把社会主义比作雾海，代表党领导的船长因错误导向使人民遭受灾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也有人指责石挥，女明星周璇是因他的欺骗而发疯（事实上石挥与周璇在一九四七年拍摄的《夜店》里合作，两人曾相恋。后周璇离沪去香港，两人长期分离，爱情终止。周璇在香港与人同居，因积蓄被人骗走而发疯）。最令人震动的是，一位身为领导又是权威导演的发言，他借用左拉为法国反动政权陷害无辜而撰写的著名文章《我控诉》为题，揭发了石挥十大罪状，其中大都是人云亦云，但有两条使人惊愕， 他指责石挥在导演老舍的《西望长安》时，故意突出官僚主义者听信骗子的假话，以此攻击党的领导；他又说石挥在改编《我这一辈子》时，歪曲老舍的原著，污蔑劳动人民，在解放军进入北京时死去，明明是反对解放，反对共产党。我清楚地看到，这几条“罪名”将石挥吓得冷汗直流，面色苍白。

    那天，我离开电影局，经过陕西南路，看到石挥从他过去住的弄堂附近一家银行出来。他身上披着那件黄色夹大衣。我俩相见都默默无言。我惊讶石挥在这时刻竟还出入银行。石挥神色平静地告诉我，他要汇款给他母亲。我敬佩他在危难中还想着老母亲。他凝视我片刻后，沉痛地吐出一句：“以后我不能再演戏了吧！”我哑然，不知该安慰他还是鼓励他。接着，他又神情黯然地长叹两声：“完了！完了！”双手一挥，转身向前走去，走得那么洒脱，脚步却又那么的沉重。我望着他孤单的背影，渐渐消失在人流中。

    次日上午，我们都准时到了会场。过了开会时间，还不见石挥到来，领导立刻派人去“捉拿”。不料石挥已失踪，大会只得继续，对石挥“缺席审判”。可是发言者寥寥无几，绝大多数的人心不在焉。有人向我探听，我不敢说昨天曾和石挥见面的事，可心中默默思量着石挥临别时说的“完了”这句话，担心他是否会出意外。

    几天以后，有人从民主三号轮的茶房那里知道，那天石挥与我分开后，就搭乘该轮。茶房还以为石挥又来下生活，天黑以后就不见了人影。因遍寻石挥不见，还传言他已在台湾发表言论，继续反党。我们都知道石挥不会游泳，怎么可能游到台湾？许久以后，也就是一九五九年春天，在上海南汇县二灶地区东海边的芦苇荡里，发现一具无名男尸，经公安局多方面核对，死者就是石挥， 证明石挥不是畏罪潜逃，而是绝望自杀。我闻此噩耗，真是心痛至极！

石挥生于一九一五年，死于一九五七年。在短暂的四十二个春秋里，他既在社会底层体验过生活时艰，又在舞台上创造出那么多的辉煌艺术形象而登上“话剧皇帝”的宝座。如今，石挥已离开人间五十年了。但海内外仍有千千万万“石挥迷”在想念他。石挥天上有知，也一定会感到宽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