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一行到一户彝族家庭走访

 

 

 

张志辉、陆颖、张蕾、秦国林，让我们记住这些人的名字和笑容。

 

 

 

 

 

上凉山

■　本报特约记者　郝杰／图文

    “突几其，扎西德勒！”当一个藏族的小姑娘接过我送她的彩色圆珠笔时，兴奋地这样对我说。看我一脸茫然，小姑娘又用生涩的汉语说了一遍：“谢谢”。

    半年前，我在四川甘孜地区采风，路过一户藏民家，看到一个小姑娘拿着一支花铅笔伏在一堵石头堆砌的矮墙上写写画画，走近想看个端详，小姑娘忙羞涩地用手遮住。问她上学了没有，她摇了摇头。

    小姑娘看上去有八、九岁的年纪，蓬头垢面，只是那支花铅笔在她脏兮兮的手中显得格外鲜明。为什么不上学呢？小姑娘没有回答。

    我打开包，拿出自己的一支多芯彩色圆珠笔递给她：“叔叔送你一支笔，希望你能拿着它去上学。”

    明媚的春光里，小姑娘笑靥如花。

    过后跟四川的一位老友聊起这件事，他说四川很贫困的地方不少，上不起学的孩子多的是。

    日子一天天过去，四川的秀色美景也在陆离的生活中渐渐幻化成模糊的记忆。倒是那幅定格在我相机里的藏族小姑娘照片常常会在不经意间让我猛然心颤。她会带着我的彩笔去上学吗？还是会像其他贫困家庭的孩子一样去打工？去放牛？

    这份惦记像水滴一样不断地滴洒在心头，而后汇成流，流向心野的深处。我甚至有些后悔当初没有记下小姑娘的名字和地址。

    “真的有很多这样的孩子吗？我能不能帮助他们呢？”我又一次向四川的老友说起，并有了自己的念头。老友说他认识另外一个朋友是专门在四川做扶贫项目的，如果真有想法他可以帮我。

    张志辉，美国“小母牛”慈善组织中国区川渝办公室负责人，常年在四川各地开展项目扶贫。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他。在后来的联系中，他说他本人以及他的伙伴们都在以各种方式帮助着那些贫困中的孩子。如果只是想帮一个孩子上学的话，他说每年一千块钱就足够了，而且受助人情况和捐助款物随时都会在网上公布，接受监督。我到网上看过，很是详尽，过程也很为阳光和透明。

    看到他提供的这样一个孩子的信息：“吉依阿作，彝族，女，家住在凉山州美姑县瓦西乡瓦西村3组，今年15岁，读初中2年级，成绩优秀，多次被评上优秀学生。家里共有7口人，爷爷，爸爸，妈妈，一个哥哥，两个妹妹，哥哥和她一个班，其中一个妹妹读小学3年级，另外一个5岁。吉依阿作家居住在高半山地区，条件艰苦，家里的主要收入为玉米、土豆和荞麦，去年家里收入玉米200斤，荞麦500斤，土豆10000斤，萝卜10000斤，其中，荞麦和土豆是家里的主食，玉米和萝卜用来饲养牲畜。2010年家里买了两头猪，加上药材等其他收入合计约现金1000元左右。截至目前，家里还欠别人约4000元左右。”

    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回复他，“给我账号吧！”

    他却只是淡淡地回我：“不着急，你考虑一下再说吧。”

    这还有什么需要费心思的呢？不就是每年一千块钱嘛？！我再三向他保证，我不是一时冲动，也算不上是什么大事，我是考虑好了的，决定了的。

    这事情就搁下了。直到有一天，张志辉给我发来信息，说他们和当地的灾后重建部门要一起去凉山进行走访和开展项目扶贫，问我愿不愿意一起去，并一再提醒我说那里很穷。

    贫困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决定和他们一起去凉山！

    我把自己即将进川的消息告诉了四川老友，老友提醒我说，“没你想得那么好……”

    “不就是穷点吗？那有什么啊！”我依然很是坚定。

    “凉山艾滋多！”

    “……”

    “因为贫穷，凉山以前贩毒的人多，很多人染上了艾滋病，又由于地处偏远，得不到及时控制和隔离，再加上彝族迄今还有着原始群婚习俗的遗存，婚前生子、近亲通婚、换亲转房极为普遍，所以艾滋多，发育不好的孩子也很多。有的是一个人有病，一家人都被感染了……”

    听完朋友的描述，后背顿感冷飕飕的，心里一阵阵发怵，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有点畏惧了。

    但想着那个未了的心愿，我还是带着说不出的忐忑上路了。

    在成都坐上了张志辉他们的越野车，车里有两个女孩子，是他们的工作人员，一个名叫陆颖，另一个叫张蕾。交谈中得知，陆颖，本地人，08年绵阳师范学院英语专业毕业；张蕾，哈尔滨人，08年黑龙江工程学院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张志辉，06年西南石油大学毕业，和张蕾学同样的专业，目前又同在一起攻读香港一所大学的硕士学位。虽然他们年龄上略有差异，但相同的都是离开学校就进入到了慈善机构工作。

    我们从成都一路向西昌奔去，车子在起伏的山峦间穿行。亚热带季风气候再加上高原刺眼的阳光，虽是深秋竟如同盛夏。车子里不得不打开空调降温，我无心窗外风景，只是不停地在手机上搜索着有关艾滋病的知识，越看心里越是发毛。也不知道转过多少座山、跨过多少条河，近乎跑了一天，终于来到了“月城”西昌。

    一大拨来自四川各地扶贫机构的人员已经齐聚在这里，准备第二天同乘一辆大巴向凉山进发。

    汽车在大山中穿行，没了高速路，窄窄的山路颠颠簸簸，在山坡上转来转去。有歌声传来，循声望去，一圈身着黑衣的彝族妇女正在手拉手翩翩起舞。他们说这是一个经过帮扶脱贫的彝族山村，是他们计划内的参观点之一。

    显然，这是一个已经和社会文明同步了的山村，也是一个经过粉饰了的山村。不少的宣传板和标语，不少的彝族妇女都在熟练地使用智能手机，簇新的彝族服饰遮不住那锃亮的高跟鞋和笔挺的西裤，男人们更是与我们的装束无异，不时有小汽车、摩托车从村子里疾驰而过。土木结构的房子很低矮，但也算整洁。村书记用一口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普通话给大家做讲解。

    有几个彝族妇女抱着孩子，小孩子沾满污秽的脸颊和那怯生生的眼神让我望而生畏。还有一个小男孩看样子不足三岁，但他硕大的脑袋不由得让我想起朋友说过的他们的奇怪婚俗。暗想这一定该是近亲通婚的后果了。

    我迟疑地举起相机，但镜头里总也找不到我想要的美感。

    和我们随行的几个女孩子走过来，一下子把孩子拥在怀里……

    “你们怎么……”看着陆颖她们诧异的眼神，我没有把话再问下去。

    出了山，我们在一处农家饭庄用餐。面对满桌佳肴竟了无食欲。倒不仅仅是颠簸的眩晕，还有那不时闪现在眼前的那些彝族孩子。

    午后，大巴车再一次走在了盘山公路上。三千米的海拔高度已经让人感到有些不适。再也无心看窗外的风景，闭眼靠在座位上，车内的欢声笑语始终也没唤回我的任何兴致。想象着九寨沟的如画山水，泸沽湖的迷人风情，真的有点后悔了。

    又是一段漫长的起伏和颠簸，临近黄昏，终于到达我们的目的地——昭觉县城。欢迎的晚宴上，丰盛的彝族菜肴，没人强迫喝酒，倒是我自己把自己给喝醉了。

    第二天，张志辉说他们还有其他活动，让当地畜牧局的一位朋友带我进山考察。

    秦国林，昭觉县畜牧局世界银行贷款综合项目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他成了我的向导。他选了就近的一个村子，我们驱车前去。路途不算太远，村长早已在村口等候。秦主任很是细心，怕我听不懂村长的彝族口音，专门带了一个本子帮我记录。

    村长问我想看哪里，我说就随便看看吧。的确，我已经不知道自己该来还是不该来、该看还是不该看了。秦主任说，“那就近点吧。”

    山坡上一条没有台阶的小路。也许是因为凉山地区的高海拔，没走多远，竟感觉气喘、头晕、腿发软，村长见状，连忙把我身上的摄影包背了过去。

    到了一片稍微平整些的地方，但见满地大坨大坨的牛粪，一堵堵歪歪斜斜裂着大缝、长着荒草的矮土墙围着只露着黑瓦的房顶。有三三两两村民裹着深色的斗篷蹲在墙角，雕塑般一动不动，几个小孩子在地上滚来爬去，一身的泥污。见村长过来，有村民热情地招呼。走进一户农家的大门，说是大门其实就是一个不弯腰会碰头的门洞，所谓的门也只是用参差不齐的几块木板拼成的一块大挡板，朽得已经看不出木头的质地和成色。

    院子里随意堆放着杂物。矮矮的土房四壁到处是裂缝，似乎随时都会塌下来。弓身钻进房间，一股牛粪味混着潮霉味扑面而来。打开灯，昏黄的灯光下，只见一面放着床铺，一面立着箱柜，一面堆着粮草，一面圈着黄牛，而在房屋中间的位置则是一个火坑，上面有口锅在冒着热气。主人说是在煮猪食。

    常年火熏再加上陈腐古旧，室内所有的东西无一例外都是黑乎乎的，包括吊在床上的蚊帐，看起来就像是密不透风的灰布。男主人倒过一杯酒递过来，我没敢接。秦主任见状接过来一饮而尽。女主人张罗着要大家留下来吃饭，秦主任连忙阻止。

    秦主任说这户人家的全部家当都在这里了，吃喝拉撒也都在这里了。说到这儿，我陡然有种要窒息的感觉，连忙钻出屋外，大大地喘了口气。

    我们又一连去了几户人家，所见大同小异，一样的没有色彩，一样的陈旧破败，一样的人畜混居，一样的让人喘不过气来。

    我再也无心久留。走出村子，倍觉空气格外的清新，山峦格外的青翠。

    秦主任告诉我，他从西南农大毕业后已经在这里工作六年了，每个月才能回一次重庆的家，几次想调动工作，但心里终有一些割舍不了、放弃不下的东西。

    我问秦主任，如果想帮助他们我该做些什么。秦主任笑而不语。

    我真的茫然了。

    回到宾馆，我用了半瓶沐浴液把通身洗了两遍，似乎依然还能闻到那股牛粪味。

    后来的行程中，没人再问我有什么体会、有什么感想、有什么打算之类。仿佛在他们眼里，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张志辉说，我带你到泸沽湖转转吧，来了总不能没有收获吧。我婉辞了。我给他的理由是工作太忙，其实我是怕被那山色美景迷惑了自己的灵魂。我宁愿在心灵的挣扎中救赎自己。

    送别的那一刻，我甚至不敢直面他们。只是在心中深深地烙印下了他们的名字和身影。张志辉，陆颖，张蕾，秦国林，以及众多常年奔波在大山中的慈善者。

    从凉山回来后，有朋友慷慨地说：“做慈善啊？好事啊！算我一份！”我说，你敢不敢去握一双沾满牛粪的手？甚至你敢不敢去拥抱一个艾滋病患者？朋友哑然。

    终于下定决心给四川的朋友打电话。话还没说完，对方依旧淡淡地回了我一句：“不用急，下次再来，先好好看看再说。”

    从凉山回来后，郝杰一直想为那里的人做点什么，但种种的努力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搁浅了。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从没期待过可以改变凉山，只是希望能用实际行动给那些真正需要的人一些帮助，哪怕只是让一个孩子上学，让一个家庭拥有御寒的冬衣。但这样简单的愿望却无法实现。他说，他有些困惑了。（江苏省徐州分行）

 

 

编辑手记

这篇文章在我的文件夹里已经躺了两年多的时间了，一直没用，却又舍不得放下。好像有个心结在哪里似的。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文章的作者郝杰，他是咱们建行的摄影师。都忘记了当时聊了什么话题，他说起了自己这次难忘的凉山之行。我说，你回来后写了什么吗？他说写了，我说，那就传给我看看好了。记得那段时间，正是风物刚开张，为约稿焦头烂额的时候，搜罗着一切世间的新奇——凉山正是我从未涉足的地方，想着那里该有我想要的风景吧。一组图文传来了，看到了镜头里彝族的山寨，还有那些彝族的孩子们。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自己彼时的心情，当贫穷一览无余地展示在眼前的时候，你忽然发现想象有了尽头。郝杰是一个摄影师，本想着用镜头去捕捉大凉山绝世的风景，却不得不面对一次次身心的煎熬。我不得不承认郝杰的诚实，他的担忧、他的恐惧、他的后悔都在书写中呈现了，这是一个普通人面对一个颠覆了想象的世界时，最本能的反应。我得承认，这种诚实也是一种力量。然后，过了很久很久，我都忘不了大凉山。我决定分享给大家。山高路远的大凉山，长在泥土里的彝族孩子，那群心存大爱的年轻人，你需要校正了自己审视世界的坐标，才能看见。虽然，这些只是关于大凉山、关于彝族人的私人记忆，你看到的、听到的，都还只是冰山一角。在5月的“读书吧”，我会推荐给大家一本书，也是关于大凉山的，那不再是一段私人记忆，那是一个人类学家和她的凉山兄弟们一起写就的“现代性的悲剧寓言”，她会告诉你，凉山为什么是现在的凉山。然后，你再回头看看郝杰眼中的凉山，也许你需要重新打量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