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秀公司制作出售的羌绣钱夹，像这样一款钱夹市售价格大约在百元左右。

汶川县银杏乡羌绣产业基地内，学员们在做羌绣。

李兴秀（右一）在自己公司的车间内，为记者展示在一块皮子上直接刺绣。之后，将作为皮包的一部分再进行加工。

像羌绣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仅凭热情和精神的投入，就如同空中楼阁一般。热情耗尽之时，便无以为继，资本介入运营才能助其长久。其他产业面临的可能是过度商业化的结果，但羌绣面临的是产业不成熟的问题。董以清觉得，从基础做起自营是可尝试的路径。而对于传承，她们都认为如果羌绣能够成为利润行业，聚集了人气，传承必不是问题。

羌绣之殇

车子缓缓驶入黑虎羌寨的大门，在狭窄逼仄的山路上，四驱吉普也毫无优势可言，只得停在地势较缓的一面土坡上，人下来继续步行。这是四川茂县较为偏僻的一个羌寨，村居零落于群山之中，村民在山脚务农，偶有一些经济作物诸如花椒、山核桃作为生计补充。如同其他的闭塞之地，少有青壮年出现。在本该热闹的白昼时分，鸡犬之声仍能清晰相闻。偶遇的老乡正在搬运木材和石料，为修筑观景栈桥做准备。不久之后，这个安静的寨子也将开门迎客，黑虎将军的威名或许能为村民开辟新的生活来源。

    在茂县的另一边，空旷的神庙广场上大旗招展，身着羌服的表演人员正在排练锅庄，他们等待着游人的到来。“5·12地震”后，茂县改变了很多，世居于此的羌族也为人所熟知。汹涌而来的大量人力、财力、政策，将这个同炎黄一样古老的民族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从农耕社会抛到了商业的放大镜下。

    山地被毁，农耕不复，羌人的生活总要继续。汶川县银杏乡羌绣产业基地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震后，为了使更多失地妇女能够就业增收，生产自救，同时向外界推广民族特色制品，四川在阿坝州、北川等羌族聚居区开始实施“羌绣计划”，采取了“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羌族妇女按照帮扶中心的要求参加相关技能和生产培训，培训合格后领取绣片在基地或家里绣制，完后成的羌绣作品通过公司对外销售。

    开办六年来，培训基地却陷入了产业不足与现实生存之间的矛盾。在培训基地做了一年多老师的王小蓉告诉记者，银杏乡有2000余人，目前培训的只有30多人。以40岁左右、因家务无法外出打工，但技能和素养均有限的女性群体为主。“培训由政府主导，计划中的六期培训已经开办了五期，每期为期一个月，学员都有基础，但是绣艺和技巧都需要磨练。羌绣因为发源于生活，所以门槛并不高。羌族妇女在帽子上插着针，只要有一根线，衣服鞋子围腰都能绣，而且会兼顾观赏性与耐穿性。但是从初级再往上走就很难，除了熟能生巧的训练，还需要个人品味审美的提高。除此之外，天赋、悟性，热爱、勤劳等综合素质也必不可少。”

    作为当地羌文化产业的龙头公司，文锦公司会给基层绣点下订单，公司统一出设计，发放物料，基地再发放给有意愿的绣娘做。“根据布料不同定价也不同，可用麻布、水洗纱、皮料、真丝等，见方尺寸的绣片大概140元一张。一个初级绣工趁晚上或白天闲暇时做活，需用时一周，每天工钱20元。由于并无底薪，全部按件计价，这样的价格完全不能成为持续的生活来源。”

    在银杏乡，每月1500元才能解决一家人的温饱——西红柿每斤四元、白萝卜每斤两元——菜价跟北上广持平。今年春节，做的最多的初级绣工也只挣了2000多元。如果是高级绣工情况则不然，公司会与其直接签订劳动合同，底薪大约每月1700元，再加上提成月薪可达2000-3000元。“公司在汶川有很多绣点，这个点不愿做，其他点愿意做，所以价格也没得商量。但是只靠一家不可持续，春节前的活多，绣工忙不过来，春节后又闲得要死，只能被动等着。”于是，在周边工业园区建成后，这些妇女纷纷外出打零工，起码底薪有保障。

    “从我个人角度看，40多岁，学历不高的女性，若故乡有合适的工作机会还是愿意留在故乡。只是目前出去打工和留在家乡的收入差距太大了。”在外打工十几年，王小蓉做过服务员、幼教等各种工作，2008年震后才回到家乡，“地震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有多厉害，弟弟从绵阳来电话，得知自己的至亲都在世，所以决定回来和亲人生活在一起。”但是震后也改变很多，没有农地，没有资源，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没有期望只能吃老本。“很多妇女靠打牌度日，成为麻痹自己的方式。并不是单纯的好吃懒做，而是看不到出路，心更凉。”王小蓉经常鼓励她们，“就算点炮也要用自己挣的钱点”。

    合作社的另一位老师董以清想得更为长远，“现在我们想做自己的品牌，打自己的LOGO。请会做设计的绣工做设计，不经过中介公司自产自销，这样定价权起码在自己手里，订单量也不会那么被动。产品种类从包、钱包、IPAD保护套到鞋面，钥匙挂车挂都行，纯欣赏的摆件或挂件也行。”

像羌绣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仅凭热情和精神的投入，就如同空中楼阁一般。热情耗尽之时，便无以为继，资本介入运营才能助其长久。其他产业面临的可能是过度商业化的结果，但羌绣面临的是产业不成熟的问题。董以清觉得，从基础做起自营是可尝试的路径。而对于传承，她们都认为如果羌绣能够成为利润行业，聚集了人气，传承必不是问题。

李兴秀：羌绣全产业链的探索

李兴秀穿着砖红色的羌服，明快又不失稳重的选色很符合她现在的身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四川羌寨绣庄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阿坝州羌绣刺绣协会会长。一定意义上，是羌绣改变了她的人生，在那个避无可避的十字路口，她选择了羌绣，羌绣也选择了她。

    1998年前后，刚刚经历婚姻破裂的她带着三个孩子从家里出来，做教师8元的月工资根本负担不起四张嘴的开销，她便在闲暇时间做小孩穿的包裙拿到街上卖。“红色、白色或者黄色的布，一尺布3毛钱，能做两身小孩的包裙。一身包裙工钱算1毛，所以加起来就是2毛5。”李兴秀在从供销社找来的纸板上用圆珠笔芯画图，一天能画30多张。闭塞的大山里，女人家出来做事的很少。李兴秀也张不开口吆喝，画完了便摆在那里，谁有兴趣就自己过来买走。“那时男劳动力每天可以挣10个工分，就是2毛，所以我自己赚的还蛮多的，也算把自己引上路了，我这双手就可以养活四张嘴了。”但李兴秀依然忐忑不安，她一直不敢回去画画，“被人看见是要笑话的”，背井离乡独自挣钱，她感觉自己就像是“讨口”的。

    几年后，买卖逐渐做大，李兴秀开了自己的“羌寨绣庄店”。但直到一位老人把自己的女儿带过来请李兴秀教她刺绣，她才真正思考自己与羌绣的关系。“一开始我很惊讶，感觉画花刺绣这种事完全是能自学成才的，没必要拜师学艺。”但老人很坚持，李兴秀便收下了自己第一个徒弟，此后她一共陆续带了30几个徒弟，画图、刺绣、打衣都教，有几位都在当地经营羌绣店为生。2004年，李兴秀将“羌寨绣庄店”升级，更名为四川羌寨绣庄有限公司，确立了将羌绣产业化的道路，也将自己的后半辈子都与羌绣捆绑在了一起。其中有一块业务就是羌绣培训，至2008年全省已经有超过两万人次参加了培训，集中于汶川茂县、理县、九寨沟、泾川、小泾这几个地方，“像龙泉那边，每次去培训都很受欢迎，他们虽然不是羌族，但是羌绣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改善。”最让她感到自豪的是，阿坝藏区的人也请他们做培训。“我们这里是女人做活绣花理家务，但藏区是男人理家，女人上山放牧烧牛粪。”李兴秀第一次进教室，里面坐的全是藏族大汉，感觉很新鲜。“藏区的运针和绣法跟这边都不一样。他们是把顶针戴在食指上，我们都是戴在中指上；绣的内容都是藏族图腾，比如吉祥八宝。”但李兴秀感觉很骄傲，觉得自己也算是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在羌绣产业化的路上，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人才匮乏，包括设计方面、策划方面。这直接影响到培训计划，而这也是李兴秀执意要建立自己的培训学校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原因。“（阿坝州羌绣刺绣）协会做的培训是公益性质的，2008年至今的培训有点一盘散沙，培训完了就完了，没人会帮学员从技艺上再去巩固、提高、发展、生产。学校做培训会有项目资金，上面会播一些经费下来。培训完毕我自己还可以考核，合格之后签订用工协议，学院通过底薪+计件的方式将所学转化为生产力。”就在采访的前一天，李兴秀接到批文，办学被批准，她也很兴奋，“我们都是地道的农村妇女，去了城市以后没有资源，更没有房产这些，想去贷款都不行。如果能在家乡实现创业和就业这是最好的选择。”不过办学的投入也很大，房租、注册资金、购买设备，一下几十万投入进去，贷款是肯定需要的。“我注册的是股份制公司，有四个股东。还需要其他股东的证件，其中一个需要结婚证，但偏偏他们的结婚证被烧掉了。待证件准备好，银行说只可以贷到15万元。”就算李兴秀现在成了当地“名人”，筹措资金依然是她最头疼的问题。她想等学校出成果时再去注册一个规模较大的企业，这样就可以与县里那些已经有的店面、协会、合作社等整合在一起组成集团公司。这是李兴秀最终的梦想，她希望60岁的时候可以实现。

    不同于苏绣、蜀绣等宫廷刺绣，羌绣发源于生活，这就决定了它的门槛并不高，再往上走也很难，既没有参照标准，也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目前，鱼龙混杂的情况并不鲜见。李兴秀能保证的首先是不合格产品不予销售，其次是在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同时向其他品种绣法的精、细靠拢。年近半百的她也在研究网上销售，这就决定了产品要走大众化路线。“比如整身手工的羌服只适合收藏用，不适合穿戴出去，网上销售的话就是会在鞋、包、衣服上有羌绣的点缀，价格也比较亲民。另外一条路就是做外贸，我们会带一些精品去国外交流。还有一些是纯走量的产品，几元到百元不等，直接交给批发商。这样高中低端都有，多条腿走路。”

    最近，协会要对羌绣考评员进行上岗鉴定工作，已经通知阿坝州选拔一些人才送到省里接受考评员培训，将来需要持证上岗。除此之外，还要成立阿坝州羌绣鉴定中心，李兴秀建议将中心设在茂县，“羌绣精品出自茂县的最多，文化底蕴最深的也是茂县”。作为支持，政府已经在羌城批准了50平方米的用房作为鉴定中心所在地。“现在就等着把房间装修好，然后学校批下来，就上马鉴定中心的事情。我的资料已经发给州里了，就看州里怎么向省一级申报。”

    对于羌绣的传承，李兴秀觉得还是看年轻人自己的爱好和追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互联网沟通的便捷，羌族年轻人的生活已经与外界无异。虽然对于现在年轻人的一些做法看不惯，但李兴秀也觉得那是因为自己老了，“我们父母辈那一代人，认为女人天天呆在家里，干活种田才是好女人。如果整天东奔西跑不着家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就像我们看现在的年轻人，那么大的一个挎包斜跨在身上，耷拉到了膝盖下面，走起路来都打屁股，这个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呢。还有天天抱着手机、电脑玩，其实看着也心烦。但转念想想我们也都是旧思想了。这些人的以后哪里是我们能看到的呢，人家也许就成就了大事。他们已经烦我们这一代了。现在一代只能管一代，再管下一代就根本管不了了。”

也许是潜移默化，李兴秀的女儿非常痴迷于羌绣。12岁以后便不肯去读书，偏要跟着她摆摊，把羌绣的几十种针法都学会了。14岁时，李兴秀把她送到苏州去学了一年半，之后又去学了一年蜀绣，现在还想再看看粤绣。李兴秀的孙女也继承了“家风”，才两岁多就会自己穿针，“家里请了阿姨，阿姨在给她做鞋，她也在旁边自己绣。还知道把线在嘴里泯一下再穿针，并且把多余的毛剪掉。”但她也有自己的担心，“怕她从小爱好这个不好好读书了，我是想让她读大学的。”李兴秀不想把自己的小辈们也“害”了，但她也觉得如果这就是孩子们的喜欢所在，也不该横加干涉。

传承的断档

全程陪伴我们采访的，是先后在茂县民政局和扶贫办任职的刘老师。他告诉我们，原来有三位国家级羌绣传承人，其中一人后来去做了小吃店，理由是“开小吃店天天都能有收入”。“20年前，我们是难以想象能靠写字卖画为生的，那时候穷的鞋都穿不上，搞文化是太虚无缥缈的事情，虽然现在情况已经大为好转，但以世俗标准评判仍不如‘小吃店’来的实惠。”

    “目前，传承人是通过申报得来的。县里有一个内设机构叫‘传承人非遗办’，非遗办把传承人的资料收集齐了之后统一报到州里去。州里面认为可以的接着往省里面报，最后省里往国家报。李兴秀属于第一批国家级的传承人。州里县里还有自己的传承人。选拔传承人本身不是问题，但如何让现有的传承人继续做下去，目前还是远远不够的。国家级的传承人补贴是1万，省里的就是4000。以羌笛传承人为例，有些羌笛手是属于当地歌舞团编制，除了补贴之外还有固定工资可拿，但羌绣传承人是没有工资可拿的，经费就这么点，能做多大的事呢。你让她去搜集资料，4000块钱够么。传承人既不能只拿钱不干活，但是你让她去发扬继承，做事的标准在哪里呢。制定标准还是不应该离开市场行情的，比如传承人要请老一辈人口述一下传承历史，那么大岁数的人了你不可能白请人家来，总要有一点补助的。但是这部分钱应该传承人来给吗？还是其他来源获得？凡是要去做一些社会调查，需要很多协调方面的额外资金，比如我另外一个学生，他们调查羌文的时候请别人来唱一曲，这时就要拿一瓶酒请别人边喝边唱，这样别人喝高兴了，东西也就出来了。如果没有酒，就只让他像我们现在一样，一人听一人说，可能很困难。我们现在能坐在这里聊，可能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作为羌族的一份子，我们自己的文化需要传承和发扬，但是你让每一个农民都跟你一样的想法，这不现实。

羌族的文化全部能反映在刺绣里面，从原始社会的结绳记事开始就有记录，到羌族的活动、建筑都能在羌绣里找到影子。这些妇女们，你说她们有多高的文化，多强的意识，并没有。但是这些全都源于她喜欢生活，她希望通过什么把这些生活记录下来。不过，这种传承的粘性很弱，社会在发展，经济水平提高，有了多种谋生手段，也有了很多其他可以记录的渠道，大家在生活的更好之后，发现自己的这种需求已经没什么用处了，必然就会出现传承的断档。社会开放之后，外部更高级的文明对本民族的文明进行了冲击，并且这种冲击是在短时间内发生的，强度很大，也意味着原生态文化的式微。如果政府要参与到这一块，引导老百姓去自发保护本土文化，那必然需要更多的投入。否则的话，我们的村庄就都会变成钢筋水泥，变成一个模样。羌族也变为汉族，长衫也没有人再穿了。去年在成都举办了“美丽乡村”国家级研讨会，嘉宾有国家行政学院、人民大学、社科院的多位教授、学者，还有众多涉及三农领域的专家，大家共同的担忧就是中国的本土文化再不进行保护的话很可能就丢失了。中国大地上56个民族，倒出的‘水’全都是一样的，这种状况是很可怕的。尽管现在很多草根组织也发展的不错，还有很多大学生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帮助发展经济、文化，这种回归是很可喜的。但是具体到我们这些高山村寨，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回来。主要原因是我们所能提供的环境还不足以让他们回来发展，传承也就必然面临着挑战。”

■　本版文字／本报记者　张小雅

■　本版图片／郝杰（江苏省徐州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