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游随想（一）

初印象

柏林机场不远处就是火车站，因没有零钱在售票机上买票，又没有人工售票，翻译只得返回航站楼换零钱。红眼儿飞行的疲惫，让我很羡慕这位老兄，拍完这张照片，我就躺在了他的不远处。我俩可能都来自文明程度不如德国的远方，他能先在这儿睡上一觉，我却要按规程行走，就此，是不是他内心的自由度要比我好一些呢？自由，自然离不了环境的给予，但心灵的自由，是可以超越环境的。超越的程度，在于我。望着在北京不多见的蓝天，我想我的旅行箱虽然比他的新一点，但心灵的破旧很可能比他严重。人老了，才容易不在乎外物而更多地观照内心，才懂得内心的舒适、喜乐原本是可以超时空的。十几天后回国时，我还会经历红眼儿飞行的折磨，不知道那时的我能不能在首都机场前的草坪上也先睡上一觉。走廊里的游客不断，但快乐的表情不多。痛苦与快乐，这是人类思考了几千年的问题，但现实生活的快乐度却没有多大的改变，我同样没有“快乐德国游”的期望，能够谋得一些新鲜的体验就够了。

起身，我的德国游就这样开始了。他依然睡着。

人们对火车站里的这两个奇葩视而不见，他们带着狗游逛，顺便讨些零钱给狗买吃的。他们轻松快乐的表情，是熙熙攘攘的“正常人”所少有的，我一时怀疑，到底是谁更正常？要是我的儿女也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如何？从前我是不可能接受的，如今我会坦然尊重他们的选择。

我请求翻译与他们攀谈，我看到他们眼睛流淌出的单纯和善意。

柏林市中心勃兰登堡大门下的广场，大概相当于北京的天门广场吧。这里有的人围坐灵修冥想，有的人跳传统舞蹈，有的人表演化妆脱口秀……各色人物同在广场上各行其是、各得其乐、互不干涉，给我的感觉竟然是一派和谐安稳的氛围。

灵修者围了一大圈，有空着的坐垫，游人可随便加入。

魏玛火车站站前广场的花丛吸引了我。很多品种杂种在一起，没有单一花种那么醒目，但很耐看。面对无穷的局部组合，我拍了几十张。若是洗出照片装饰屋子，既小资，又不太矫情。后来看到德国有很多这样的杂种花丛。原本执着得有些死板的德国人，种起花来却如此自由活泛，只能归于他们的审美修养了。

■　窦海军图/文

立达苑 · 俞可

传奇

每年12月份，波罗的海星光璀璨。这是诺奖季的盛典。今年，我国科学家屠呦呦点缀斯堪的纳维亚的星空。而之前，由我国大陆自主培养的诺奖科学家，还得追溯到杨振宁与李政道及其母校西南联大。

    七七事变，平津沦陷。清华园沦为日寇马厩，北大楼被日军北平宪兵司令部强占，南开校景则在倭匪毁掠中化为焦土。“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张书桌遂由平津移至昆明，三校合一，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名师吴宓在日记中怅然吟诵：“十载闲吟住故都，凄寒迷雾上征途。相携红袖非春意，满座戎衣甚霸图。乌鹊南飞群未散，河山北顾泪常俱。前尘误否今知悔，整顿身心待世需。”悲悲戚戚。

    “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执掌西南联大校务的是清华校长梅贻琦。他的这句名言是对西南联大绝佳写照。该校的新校舍竟是土坯铁皮屋。一旦暴雨如注，屋顶便上演一场原生态协奏曲。一位教授在黑板上无奈写下：“现在停课赏雨。”如此寒酸的建筑却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只要大师铸就，哪怕是茅舍，也能孕育大师。在滇坚持办学八年，“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走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171位两院院士。

    “跑警报已经成了日常的课程。经验丰富之后，很能从容应对。……我在这些日子，把翻译《人文类型》排成早课。因为翻译不需要有系统的思索，断续随意，很适合于警报频烦时期的工作。”费孝通对西南联大的教学生活历历在目，可谓冒死读书，舍生笔耕。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论道》、汤用彤的《中国佛教史》、蒋梦麟的《西潮》等鸿篇巨制均在此间问世。钱穆在此出版的《国史大纲》，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抗战的百万将士”。而华罗庚攻克十多个世界数学史上难题并开创矩阵几何学。到访的林语堂唏嘘不已：“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然而，这些学人当时仍屡遭流言蜚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回应一针见血：“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国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这便是书生抗战。陈寅恪的一堂课足以让东洋文化相形见绌；闻一多的一篇文竟可与百万雄师旗鼓相当。

    清华教授朱自清认为，文人唯有“弦诵不绝”报国。梅贻琦更是掷地有声道：“一个民族，他生存的最根本价值是什么？我们都是教书的，我们的责任，是要去塑造一个民族的灵魂，难道这不比打仗更艰巨吗？”然而，在“满耳是大众的嗟伤，一年年国土的沦丧”的国难时刻，热血澎湃的爱国青年仍难以抑制切切救国情拳拳爱国心。在偏居一隅的西南联大，投笔从戎蔚然成风。8000多名学子中有1100多人从军卫国，仅长沙时期，每100名学生中就有14人奔赴前线。闻悉南京大屠杀次日，300多名学子义愤填膺地走上抗日战场。甚而梅贻琦本人也先后把在西南联大就读的一儿一女送入中国抗日远征军和空军。

    就在日本投降前一个月，18岁的西南联大学生缪弘壮烈牺牲于芷江战役，死前留下令人扼腕的诗句：“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都不曾忘记。”在“国立西南联大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上刻有832个浴血沙场的名字。题名的另一面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气势磅礴的碑文铭记八年砥砺。揭碑仪式暨最后一次结业典礼在1946年5月4日举行。西南联大熠熠生辉的历史使命就此终结。正如胡适在纪念西南联大九周年集会上所言：“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西南联大的这群人杰，一肩扛着救国大业，一肩挑着建国伟业，一步一个脚印，走出的一条教育之路，后人唤作传奇。

世说新语 · 辛宇

这么慢、那么美

纯净的空气、没有污染的食物、不为大病和失业担忧、没有无家可归，没有饥饿、儿童可以从陌生人接受糖块，民主和政治不是高谈阔论，而是体现在政府与国民平等、融洽的关系中，这些是几乎所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所憧憬的理想社会，也正是北欧国家的真实写照。

    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按健康、财富、社会展望等一系列指标的排位，全球最适宜生活的国家中挪威、瑞典、丹麦、冰岛、芬兰均名列前茅，在这些国家中，幸福指数体现在国民的生活态度中，其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生活节奏以慢著称，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慢而有序，在慢中追求情调。

    把书籍当成一种信仰是慢生活的一种表现，去过挪威、瑞典和芬兰等地的人们对于以下的场景都不陌生：无论是在飞机、火车、电车上，还是夏日的草坪、冬日的咖啡馆里，北欧的咖啡馆尽管比不上巴黎的那样充满故事，却也是另一番的味道，绝大多数悠闲的北欧人沉浸在一杯咖啡，一本书中，把生活节奏放慢，体验一个人在人群中的感受，在同社会融合的空间中，寻找着存在的意义，也表明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态度。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北欧人均读书量一年24本书，平均一个月两本。也许就是这种精神上的丰富抵消了自然环境冰冷环境影响。当我们为阔绰的装修风格当时尚时，北欧人视家庭图书馆装修风格为时尚。

    慢生活另一个含义是减少对物质的拥有，提倡简单生活。“少即多”的思想出自20世纪最著名的四大现代建筑大师之一密斯·凡德罗，瑞典的宜家公司将这个理念深深植入家居的简约设计中，温暖而恬淡。不仅如此，“少即多”这个建筑设计哲学意义上的描述也成为北欧人追寻幸福的良方，一种生活方式。

    “少即多”是对物质至上的一种反思，从车、房制约的生活方式中解脱，享受更多精神层面的生活，在那片森林、湖泊围抱着的国度，大自然赋予了这些国家一种广袤、宁静的环境，让追求心灵的宁静不再是一种奢侈，让生活回到应有的节奏，把生命浪费在更美好的事情上的追求，幸福就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

    慢食运动发起于意大利，当时为了反对麦当劳在罗马最美丽的广场西班牙台阶开店而兴起的，随后向全世界蔓延，正好迎合了北欧国家的特点，吃饭不再是简单的填饱肚子，而是从食材的培育、准备、到精心的烹饪以及食品加工后的装饰过程中，把吃饭变成一种美好的仪式，变成诗意的世界，重新发现各种地方饮食的味道。

    自工业革命以来，社会一直灌输的价值观是增长与向上，进步是线性的，速度代表好，消费拉动生产，美国的崛起更是将速度提高到了极致，快餐、快车道、快节奏的商业文化，即刻满足替代了品味生活的过程，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成本，从肉体到精神，情绪的紊乱，心态的失衡，不知不觉中成为速度的奴隶。更让人担忧的是这种“快”忽视了世界上时间、空间与自然的有限性，特别是地球的承受力。

    另外，最令人担忧的是疯狂追求物质的功利社会导致人们感受力的退化，很难被一首诗、一只歌、一段优美的文字打动，那种恬淡的生活和闲适的自由渐行渐远，此时，北欧人生活的慢节奏格外让人羡慕。

    慢不应该是一个负面含义的字, 慢慢体验比快速抓取更有效, 工匠精神在当下应该得到鼓励。慢生活让人有机会理解自然万物的相互联系，在体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深度联系中，唤醒感官，领悟关怀、友情、成长、希望、艺术，实现身心和谐，焦虑变喜悦，获取更多的满足感。

    慢生活就是将时间变成环形，把心灵放空，留给更多美好的事物，让每天的生活集中在每一个瞬间，去抓住，去接受，去理解，让其变成心灵重塑的契机，聆听内心的声音，找回生命最单纯的质朴，卸下沉重的面具，摆脱世俗的牵绊，激活内心的同情心和感应力，体验更多美的享受。在北欧人的生活理念中，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成为他人眼中的完人，却永远错过了属于自己的人生。

    法国哲学家吕克费希和克劳德·卡佩里耶在《最美的哲学史》为哲学的定义是：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关于终归一死的人类如何过上好生活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好生活也就成为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家们所探讨的终极问题。美国歌星约翰·列农一语道破：当人们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生活已经离我们而去。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徜徉于生活的美好瞬间，寻求心灵归处。

    北欧人的慢生活正是健康的“好生活”的一种模式，当轻物质，重精神的价值观变成整个社会的集体追求，经过长年累月的积淀，北欧人那种对生活的从容，与表面看似呆板、内心世界丰富、多彩的生活态度也就不足为奇，其结果体现在社会的和谐和高素质国民。

在北欧这些这样一个慢节奏的国度，唯一认为缺少的不是金钱和物质，而是享受生活,欣赏生活无限宽阔的可能性的时间。这么慢，那么美是一种生活哲学，是一种至高的意境，从北欧人的生活方式中我们是否能够从中悟出点什么呢？

 草垛 · 金钱草

心怀“二胎”

自从女娲造出人类后，生儿育女就再没劳她老人家费过神，老百姓对传宗接代表现出了少有的老黄牛精神，不待扬鞭自奋蹄，不仅勇于实践，而且形成诸多理论，比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比如多子多福，比如养儿防老…..在这些观念引领下，人民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奋发图强，生生不息，从人口不足、人口过剩、人口爆炸到计划生育，愣是把生儿育女这件事，办成了一项基本国策。

    对生一个娃这件事，城市居民没多大意见，有固定收入，有养老保障，生一个就生一个吧，可农民就不干了，就指望养儿防老呢，谁不让生就跟谁急，这从莫言的《蛙》里可以深切体会到。因而，不管从哪个乡村经过，到处都是计划生育的标语口号。每次俺去婆家，都会被沿途标语所“打动”。文明点的有：“同志，您计划生育了吗？”；劝诫类的有：“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恐吓型的有：“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可能胶东农村相对富裕点吧，计生形势没那么严峻，最常见的就是应付公差一样的白石灰大字：“计划生育，百年大计！”

    老百姓生娃的爱好就这么一个急刹车给遏制了，俺奶奶那一代还是想生几个生几个，每家十个八个娃稀松平常；俺娘那一代基本面就是俩孩儿了，她老人家钻了少数民族生育政策的空子，才锲而不舍地生出了儿子；到了俺们这一代，“一个孩子好“已经跟“多子多福”一样成为生育观念了，生孩子就跟完成任务一样，生一个就可以交差了，除了暴发户和贫困户，基本没人动二胎的念头。而且，这么多年下来，老百姓突然发现了生一个娃的甜头，特别是女同志，就跟经历了二次妇女解放一样，没有一大群孩子拖累，不仅职场上游刃有余，业余生活也丰富多彩，各个活得跟像妖精一样。别说不让生，就是鼓励生，也没几个呼应的，“单独”政策就是个例子，出台都一年多了，俺们这个800多人的单位，就没见一个女同志回家生二娃。

    可青天一个霹雳，二娃政策全面放开了，不管想不想生，人人都开始惦记这个生育权了。四零、五零后们考虑填个孙子，娟子的婆母财大气处：“生一个奖20万，生俩儿50万！”说得两个40多岁的儿媳跃跃欲试；六零后都快绝经了，理论上已没啥希望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心怀二胎了；七零后最揪心，正好跨在门槛上，生还是不生就跟生存还是毁灭一样，成了哲学命题；九零后比较挠心，一把年纪了，突然来个小弟弟小妹妹，究竟是当弟妹还是当侄子啊？就八零后不着急，这不是逗人玩吗？独生子女赶上了，二娃又赶上了，正愁一堆老人没法伺候呢，哪有精力生二娃？反正有的是时间，等70后们生完再说吧！

    反应最热烈的就是商家了，从二娃政策出台那天起，俺就注意到本地晚报的广告，齐刷刷跟上了“主旋律”。房地产商语气坚定地说：“生二胎，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后面跟着四室二厅二卫的大房子；产科医院温柔地提示：“二胎潮来了，你备孕了吗？”后面是二胎门诊联系方式；海参经销商信誓旦旦：“二胎时代，海参为备胎护航！”后面还危言耸听地提示：“不吃海参，您都不敢要二胎….”经济低迷，商家都心怀二胎，盼望搭上“婴儿潮”，狠狠地地捞一把。

俺倒想提醒一下马云，双十一都过去了，能不能再推出个双十二啊？按老百姓对数字的迷信，准能一炮打响：“要二要二”不仅顺应了二娃潮，还暗合了某些人“要儿要儿”的心思，数不定又会创造一个购物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