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8日，来自湖北孝感安陆的扁担周忠银对着面包车后视镜用指甲钳修剪胡子。周忠银1968年生，1988年来武汉打工，先是开麻木送啤酒、饮料，2010年开始在汉正街做扁担。育有一女一儿。女儿在上海打工；儿子在安陆读高三。

2013年1月13日，来自湖北随州的扁担申明国因患痔疮躺在慈善巷的扁担房休息。扁担房内放置了9张高低床，每张高低床可睡4人，房租每晚4元，每月100元。

2013年1月13日晚上，来自湖北孝感的扁担沈发成（右二）在慈善巷的扁担房里看电视。扁担房内放置了9张高低床，每张高低床可睡4人，房租每晚4元，每月100元。沈发成1956年生，育有二儿一女。大儿子在老家做泥瓦匠，二儿子研究生毕业工作了，女儿已出嫁。

2010年5月1日，来自湖北黄石的扁担熊安武（下）和老乡工友在汉正街十五码头搬运货物，两个月后，汉江堤内的物流仓库全部清理出去。熊安武和大哥熊安文、三弟熊安全三兄弟都在大唐物流公司打工。

2009年11月16日，武汉迎来当年第一场大雪，大量货包滞留在汉正街小商品中心市场楼下。

2010年8月29日凌晨，物流仓库从汉江堤清理出去后，物流公司改在沿河大道装卸货物。次年8月，汉正街全面禁止大货车和长途客车通行。

2011年11月19日，来自安徽合肥东泽镇的扁担张飞。张飞1989年患重病，基督教传福音者为他祷告，1989年下半年病好后开始信奉耶稣，并带动全家信教。在汉正街做扁担期间，张飞每周四、周六晚及周日上午都要去参加属灵教会的活动。

2010年12月18日，来自湖北随州的杨存凤回到汉正街附近的楼顶违建出租屋。杨存凤在汉正街拖货，老公刘安业在汉正街小商品中心市场扛包，儿子刘磊在附近的南阳村小学上学。

2011年11月26日晚上，来自湖北孝感的扁担李瑞启（右二）在汉水街的扁担房休息。李瑞启1954年生，为了挣钱给患精神疾病的女儿治病，利用农闲到汉正街做扁担。十几个平方的房间里放置了3张高低床，可住12个扁担。

周国献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中国艺术摄影家协会理事

    湖北省金融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武汉摄影家协会理事

    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摄影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周国献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纪实摄影的创作，他的汉正街扁担等纪实摄影作品曾多次参加国际摄影节个展；先后有一百多幅摄影作品在《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报、《中国摄影家》杂志、《数码摄影》杂志、香港《中国摄影师》杂志等报刊媒体上发表；曾荣获2013年第13届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优秀摄影师奖、第十四届全国当代摄影艺术邀请赛纪实类金奖、首届“金鹤奖”全国数码摄影大赛创作摄影类金奖和社会纪实类金奖等30多个奖项；65幅作品被武汉博物馆永久收藏。

“我真的相信世界上有的事情如果我不拍下来，就没有人会看见。”

J=建设银行报社　　Z=周国献

J：你的纪实摄影，为什么要选择汉正街？

    Z：我把汉正街列为我的第一个摄影项目，因为当时正当兴盛时期的汉正街是武汉市的一张名片。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时间表——从2009年元旦开始拍摄汉正街，先拍汉正街浓浓的年味。元旦三天节假日，我都在汉正街打转，拍红灯笼、中国结、年画，拍商家和打货人，拍挑货的“扁担”。三天下来，“扁担”因其朴实、友好成了镜头中的常客，我也与部分“扁担”成了朋友。我决定从“扁担”切入，实施我的汉正街拍摄项目。

    J：在大多数人的理解中，汉正街上的扁担应该是社会边缘人群，但你却把他们作为你纪实摄影的主角，你是基于怎样的一种考量？

    Z：武汉人把挑货的人称作“扁担”，他们是中国当下众多的离开土地的农民融入当代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他们的生存状态值得关注。汉正街及汉正街“扁担”的演变，其实是一部汉正街商业发展乃至武汉商业发展的浓缩史。特别是2011年，武汉市政府启动了汉正街整体搬迁工程，我忽然有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我觉得我有责任用手中的相机记录即将消失的汉正街，为最后的汉正街“扁担”留存影像；同时希望透过我的镜头，引发社会给予农民工这个群体更多关注，让他们在未来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也希望通过我对汉正街这个汉口最老城区的影像记录，引发社会对城市改造和城市规划的思考。

    J：作为一名纪实摄影师，你必须走进生活才能真实的记录生活。你是如何让“扁担们”接受你，走进他们的生活的？

    Z：我来自农村，对农民工有种朴素的感情。2009年元旦开始拍摄汉正街时，也许是我友善的态度和朴素的衣着，“扁担”们就对我特别友好。我除了给他们拍照，还经常找他们聊天，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家人情况，和他们一起下馆子。慢慢地，他们认可了我这个朋友，开始邀请我到出租屋做客、吃饭，到他们的老家过年。他们如果换了手机会告诉我换了什么号码，邀请我再去玩；他们在镇上购置了新房会请我去看看。“扁担”们没把我当外人，这使得我能够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生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人都是平等的，你真诚待人，对方也会真诚待你。普通老百姓最纯朴，最容易沟通，你把他们当朋友，他们也把你当朋友。

    J：在你的镜头里，除了记录艰辛，我也看到一些让人带泪的幸福。比如站在包裹上的那个雪人，还有跳皮筋的女孩。你为什么要拍这些？想要表达什么？

    Z：看到“扁担”在货包上捏的小雪人，以及“扁担”子女用废弃打包绳跳绳的场景，我被感动了。“扁担”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吃的是简单的饭菜，住的是简陋的出租屋或每晚两三元的扁担房，或者干脆睡在桥洞下或马路边。但他们有梦想，有责任感，待人诚恳，为人友善。他们可能舍不得花钱为子女买专用跳绳，但他们很享受与子女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他们起早贪黑，顾不上理会超强度劳动对身体的伤害，希望通过自己的体力付出，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我希望把这些农民工朋友拍得有尊严，拍得有血有肉，让大家对他们有更多的、全方位的了解，让他们得到更多关注。

    J：看你的摄影作品，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油画效果，你是在刻意追求这样的效果吗？还是你认为这是时代的底色？

    Z：这组作品是专门为参加2013年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个展准备的，采用这种减饱和的效果，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尽可能保留汉正街色彩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减少视觉干扰，同时期望引起观众对汉正街末代“扁担”的怀旧感。另外一个考虑是，国际专家、评委更加认同具有国家和民族特色的色彩，而不是注重光影的黑白作品。

    J：你如何评价现在这个时代？

    Z：这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人与人之间应该多一些尊重，多一些宽容。作为摄影师，有责任用手中的相机，记录这个丰富多彩的时代，并力图通过影像发声，用影像推动社会的进步。我特别喜欢美国新纪实摄影大师戴安·阿勃斯说过的一句话，“我真的相信世界上有的事情如果我不拍下来，就没有人会看见。”

    J：你是个60后，你记忆中的80年代是怎么样的？你怀念那个年代吗？

    Z：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刚开始，人与人之间还比较纯朴，但生活也简单、单调一些，个性尚未得到彰显。那个年代的武汉市有点脏乱差，但有众多的老街老巷老里分（武汉人称里弄为里分）有温馨的邻里文化。如今眼看着一片片老里分被拆除、一幢幢老建筑被夷平，心中不免怅然若失。我会怀念那个年代的纯真、安全感和温馨的邻里文化，也喜欢现在的多样性、开放性，但更希望武汉在城市发展的同时，能更多地保留一些文化底蕴，让后代还能从中体悟到历史上的大武汉。

    J：你相信命运吗？

Z：命运往往跟性格有关。我的性格有点内向，这对我的事业发展有一定影响。但正如李白所言，天生我才必有用，当这个世界为你关上一扇门时，往往会为你打开一扇窗。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摄影是我扬长避短的武器，它使我变得自信、变得坚强；摄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每个周末上街拍照不仅让我活得充实，更让我真正体会到其中的幸福感。拍照的时候，一切烦恼都抛诸脑后，眼中只有拍摄对象和期待的画面，这一刻我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