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歌之旅

青年时代的韦泱

“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　

　　　　　　　　　　　　　　　　　　　——北岛

有人说，八十年代是黄金时代。一个思想解放、文艺复兴的年代。那个年代，只有热情没有沮丧；只求奉献不问索取。仿佛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都是艺术至上者。那时，文学真是热浪滚滚啊；那时，爱好诗歌的人真是多啊！为了参加“诗歌沙龙”，每次紧走慢赶大汗淋淋，像朝圣一样，赶往心中的文学殿堂。让人怀念的八十年代啊！

“文青”遭遇“朦胧诗”

从一九六六年上小学，到一九七六年中学毕业，整个“文革”十年，我渡过了无书可读的“饥荒年代”。中学四年（那时不分初、高中），正值后“文革”时期，学校尚无正常教学秩序，各类赛诗会倒层出不穷，大概我也总少不了胡诌几句“东风浩荡凯歌扬”之类的顺口溜。

在“读书无用论”弥漫的年月，我却异想天开，做着诗人的梦哪！

很快，我中学毕业。按通知去了一所住宿制的电力技工学校。两年后的一九七九年，踏上工作岗位。

我庆幸，我一离开学校，就投身举世闻名的宝钢工地。这个工程调集了全国几十万建设大军，我所在单位是宝钢电力指挥部下的“上电一处”，全称为“上海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处”（工程处后改为工程公司），承担宝钢电站工程的建设任务。

我更庆幸，我所处的那个文学的时代，诗的时代。工作之余，我开始参加一些文学活动。一九七九年六月，我在徐汇区工人俱乐部主办的文学季刊《春耕》第二期上，第一次刊发诗歌《信》。那时还没有电脑，铅字打字机也很少见，《春耕》是一本十六开刻字油印本，可它给我带来的却是无尽的喜悦，第一次让我的真实姓名印上了刊物。

在上电一处，有不少爱好文艺的青年职工，后成为青年摄影家的孙建中，个展从上海美术馆办到北京中国美术馆。我不多的摄影审美情趣，多半得益于他。当年随他一起去拍摄电站夜景，通宵达旦印放照片。更主要的是为他的照片命题、配诗。记得有一幅拍的是南京路夜景，我以《都市之夜》为题，配了诗。同时，我请书法家朋友董佩君先生，以钢笔书法抄录在照片旁。这幅题诗照，至今我还保存着哪。

偶然，我听老师傅说起，单位里曾有个工人诗人叫毛炳甫，后来调出去了，现在《宝钢战报》工作。于是，我找到这份小报，按地址将诗稿寄去，刊出了。再寄去，又刊出了。一去二来，我与毛炳甫老师成了编辑与作者关系。我在该报“吴淞口”文学副刊上，陆续发表《序曲》《吴淞码头》等诗作。那时，一首诗的稿费是两元，我不以其少，写诗热情高涨哪！一次，时任报社副主编的毛炳甫，在偌大的宝钢工地找到我，把一张参加“诗歌沙龙”的通知塞到我手上。自此，他将我引进巨鹿路上的上海作家协会大门，亦是神圣的诗歌大门。

那时的我才二十出头，称“文青”尚且勉强。确切地说，只是一个诗歌爱好者。白天，我在宝钢建设出苦力。爬在近百米高的电站钢结构上，头上是炎炎烈日，脚下是一片缥缈，一根安全带维系着我的生命。托举着沉沉的日式紧固枪，在“哒哒”作响中，紧固着一颗颗高强螺栓。工作的强度是可想而知的。也许是年轻力壮，也许是心中爱着诗，做着诗人的梦，有强大的精神支柱，真的是不觉得累。心头总是盼着那个注定的日子。这天终于到来，一俟下班，赶紧换下油渍斑斑的工装，从市郊北隅的宝钢工地，赶往市区的巨鹿路。那时交通不便，每次紧走慢赶大汗淋淋，总免不了迟到。为了参加“诗歌沙龙”， 像朝圣一样，赶往心中的文学殿堂。那时，文学真是热浪滚滚啊；那时，爱好诗歌的人真是多啊！

让人值得怀念的是，当年“诗歌沙龙”的倡导者作家协会的肖岗先生，他设想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办一份上海诗刊或诗报。然而，壮志未酬身先卒，令人扼腕。“诗歌沙龙”的主事者毛炳甫，也因患胃癌，于九十年代中期去世。记得，他曾对我说：“诗人大都是苦命的”，还举例加以说明。其实，他自己就是一个苦命诗人。我了解到，毛炳甫从小是孤儿，解放后在夜校摘了文盲帽，成为上海建国后培养的第一代工人诗人。

这样的“诗歌沙龙”，虽没能维持多久，却更燃旺了我的创作热情。之后，写出了一组反映宝钢建设的诗作。当《我是焊工》一诗在《萌芽》杂志上刊出，十足让我闷乐了好多天。这是我在正式文学刊物上发表的诗歌。以后，就有了在《青春》《诗人》《星星》《诗刊》等刊物发表诗歌的欣喜。那时，上海作协麾下的《萌芽》，可是全国青年文学刊物的一面旗帜，发行量直逼百万大关啊。我参加了《萌芽》举办的上海青年文学讲座。又参加了杂志社举办的“青年诗人海上诗会”，与诗歌编辑周民、诗人董景黎、缪国庆等，乘着舰艇，疾驰在吴淞口畔。大家的心一如这翻卷的海浪。

因为有写诗的爱好，我很快调入公司团委。一次，我所在单位收到寄自上海市青年宫的“青春诗歌朗诵会”入场通知，我是团委唯一的文体干事，自然该我赴会。青年宫就是过去的“大世界”，闻名中外。而在此举办的诗歌朗诵会，小剧场人满为患。诗歌好，朗诵好，回家仍在回味。细想后，觉得还有改进之处，立马将观感写下，投寄给主办单位。不久，收到用“上海市青年宫”专用信封、专用信笺写的回信，信上除了感谢我提宝贵意见外，还谈了举办朗诵会的一些初衷与设想。署名是“王小龙”，一个很容易记住的名字。以后，我成了“青春诗歌朗诵会”的积极分子，王小龙成了我亦师亦兄的诗友。那时王小龙召我以及陆新瑾、余志成等诗友，在青年宫每一、二周“沙龙”一回，就现代诗的学习与创作，给我们开“小灶”。记得，青年宫组织过一次青年诗歌作者座谈会，我第一次见到当时已小有诗名的赵丽宏老师，我怯生生地询问：“诗该怎么写”，他回答说：“你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写就是了”。

临近一九八三年深秋。一天，王小龙悄悄交给我一叠诗稿，问我能否打字，我二话没说，接下了这茬活。回家细看，我才知道，他办着一份叫《实验诗辑》的民间诗刊。也许我在共青团工作，比较安全。我更觉得，这是他对我的信任。《实验诗辑》到我手头的这一期，编为“三十七号”。那时，弄看不懂的朦胧诗，有点不太正经。办民间刊物，似乎是一种“地下活动”。听说，王小龙有一次将诗稿诗刊捆扎在自行车后架上，不慎遗失，被人交到公安部门，他自然免不了被传讯一番。

我胆子也够大的，为朋友“两肋插刀”。利用团委工作的职务之便，安排一名在办公室做打字员的青年团员小张，在人们下班以后，以铅字打字机为我打印《实验诗辑》。一切都做得神神秘秘。诗刊中只有五位作者的诗歌，用的都是怪怪的笔名，如南南、野云等。第一首是顾城以“古城”笔名写下的《季节，保存黄色和早晨》，此诗一九八六年三月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顾城诗集《黑眼睛》。顾城的字写得不算好，但有点孩童气。可惜，这手稿因多次搬家，被莫名其妙地遗失了。如今三十年过去了，我还保存着一册由王小龙交办、我一一装订起来的《实验诗辑》三十七号。从此，我开始接触朦胧诗，开始知道卡夫卡、弗洛伊德。从此，我知道顾城以及北岛、舒婷等朦胧诗代表诗人，他们都是王小龙的好朋友。我开始读他们的诗，读更多的朦胧诗。见到舒婷则是在一九九五年深秋，舒婷与诗评家孙绍振在“张家港诗会”后转道上海，我奉时任上海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宁宇老师之命，为他们落实住处，是电力系统的一家环境幽雅的内部招待所。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舒婷。这次，也是第一次见到孙绍振老师。他是上海人，临走时，我见他从街上买回一副大饼油条，放在塑料袋中，准备带回福州。他说这是家乡的早点，也是母亲的最爱。这个细节给我留下至深印象。孙绍振写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是当时诗坛“三崛起”之一（另外是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影响深远。那天我带着舒婷的诗集，一九八二年二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双桅船》，请她签名留念。舒婷见之，两眼放光，惊讶地说这是她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并写下了“这个签名竟然迟了十多年”。几年后，我在厦门鼓浪屿游览，特地去舒婷的家拜访，还见到她丈夫、诗评家陈仲义先生，陈先生为我与舒婷拍了合影。

接舒婷、孙绍振的那天，我在机场还接了另外两拨人。一个是老诗人绿原，他穿着风衣，一派儒雅。他刚获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最高奖“金环奖”，谈起获奖，绿原谦逊地说：“不仅仅是个人的事，这是国际诗坛对中国诗歌的褒奖和肯定，是中国诗人的荣耀”。他的身后站着曾卓，因此时出租车已来，他俩要去天钥桥路何满子先生家。没有时间与曾卓说上一句话，仅仅是模糊一面。另一个接站的，是《诗刊》编辑李小雨（李瑛的女儿），她要去火车站直接回北京。我叫了出租车，陪她直驰上海新客站。时近傍晚，离火车开车时间已不太宽余，不够吃饭的时间。我想，路上十多小时，明晨才能到达北京，不能让李老师饿着上车。就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面馆，以最短时间解决晚餐。李老师执意到商店给我女儿买了糖果送我，反而让我挺不好意思的。

八十年代初，北岛以办《今天》闻名。记得，最早读他的诗中，有一首题为《生活》的诗，仅一个字：“网”。当时觉得新鲜好奇，说不出所以然。至今也未必说得清楚。这就是朦胧诗，都说清楚了说明白了，还叫朦胧诗吗！对北岛，一直未有见面的机会。可在二○一三年末，上海举办黄永玉“文学行当”大型展览，以及黄永玉与上海读者见面会。北岛作为黄永玉的好友，出现在展厅及会场。他的座位旁，坐着我熟识的《文汇读书周报》编辑朱自奋。于是，我举起相机，拍了一张两人交谈的合影。几天后从电脑上给朱自奋传去，她欣喜地说“难得”。

至于顾城，那就永远无缘见面了。一九九三年十月，他命丧新西兰激流岛。

从成立诗社到诗歌获奖

那个年代的我，正是“漫卷诗书喜欲狂”。也是因为写诗的爱好，当然还包括写文，我于一九八四年从公司团委调入局团委工作。工作之余，我一边投入地写诗，一边也想效仿王小龙，办一份诗刊。说干就干，一九八五年七月，我自拉大旗，自封社长，成立了“上海电力建设局青年诗社”，并以诗社的名义，出刊《雏凤声》油印诗刊。诗的题材大多反映电站生活。局党委书记梁镇元，人称“开明书记”，很支持我们团委办诗刊，他高兴地应邀为诗刊命名、题写刊名。诗社加入了新疆《绿风》诗刊主办的“全国群众性青年诗社联谊中心”，与全国各地不少民间诗社建立了联系。《绿风》副主编、著名诗人王辽生寄来热情贺诗：“从力与美的交响中孕育出诗情/从光与热的追求中丰富人生/在时代之爱中爆发生命的电火/和中华民族共一次枯荣。遥祝《雏凤声》悦耳动听。”诗社成立一周年之际，南京老诗人丁芒寄来赠诗：“青春和电火是你们诗的两翼，让诗歌驾着电光飞翔！”多少年后，一次去南京，专门拜访了丁芒老师，有了当面致谢的机会。

《雏凤声》出刊四期后，改名为《空谷》， 我自己设计封面，毛笔题写刊名。改名缘由有三：一是更富诗意和韵味，与诗的特性更吻合；二是愿更多诗的幽兰吐出馨香，更多诗的足音发出回声；三是久居城市楼群，更向往自然之美，旷野之美，以开阔胸襟。这理由有点冠冕堂皇。其实，我是觉得诗社成熟了，不是雏凤了。实在不知天高地厚。改名之事，我一直瞒着梁书记，怕引起他的不快哪！现在想起，我都有点愧疚之意。

八十年代，令人值得回忆的岁月。北岛说：“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那时，我除了诗的结伴，还有恋爱相随。虽然顺利，仍值得回味。经单位爱好篆刻的小兄弟龚耀刚热心牵线，他让其爱人把同一单位工作的闺蜜严桂芳介绍给我。一见钟情。一年后结婚，再一年后生下女儿。那些日子依然执著写诗，记得女儿出生，我每晚的任务就是守候至深夜十二点，给女儿喂一天中的最后一顿奶糕（或者说是翌日的第一顿奶糕）。这之前的时间，我可以用来写诗，一直写到午夜时分，用一行行诗句来迎接新的一天。可惜的是，我的妻子在女儿八岁那年，命殒车祸。耀刚前几年也与妻子劳燕纷飞。两个好友原本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一九八八年，我离开了工作整整八年的共青团岗位，到局长办公室做秘书。我仍然兼管着青年诗社，也是一颗不泯的爱诗之心使然吧。一九九一年六月，实在因工作关系，《空谷》坚持出到第七期，就只能停刊终止了。七册诗刊中，不少诗作被全国各地报刊选载。诗社散了，诗社十多位成员后来有出国的，当官的，做生意的，也有默默无闻从事企业文化工作的。

不能不提的是，我早期在电建局工作的两位“顶头上司”，团委书记杨曼芳、办公室主任黄惟壮，他们以宽宥之心，包容了我所有不合时宜的书生习性。我知道，为了诗的爱好，我有时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在企业中，一个业余诗歌作者的成长之路甚为艰难。不被人理解，闲言碎语、讽刺嫉妒是免不了的。那么，领导的善解人意，与自己执著坚守文学梦，都是不可或缺的。

有人说，八十年代是黄金时代。一个思想解放、文艺复兴的年代。那个年代，只有热情没有沮丧；只求奉献不问索取。仿佛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都是艺术至上者。让人怀念的八十年代啊！

一九九三年，我的人生发生较大转折，我从待了十六年的电力系统，调到金融系统的《上海投资》杂志社，成了一名“替人做嫁衣”的编辑。由此，我写了为数不少的金融题材诗作。一九九四年三月，上海百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诗集《金子的分量》。著名诗人冰夫老师为诗集写了热情序言。我的诗，第一次得到前辈诗人中肯而率直的评说。同年，加入上海市作家协会，后又连续三届当选作协理事。上海广播电台诗歌节目“午夜星河”主持人陆澄先生，为我主持了一档“金融诗”专题节目。二○一○年六月，由京城老诗人牛汉、屠岸介绍，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二○一三年一月，在鲁迅故乡绍兴，召开由上海《文学报》等联合举办的《城市与建筑》的征文颁奖大会，我的诗《城市中心的外在结构》获得一等奖，奖金税前两万元，让许多人羡慕。而我亦不觉其多，如同当年一首诗两元稿费，我不嫌其少一样。因为，写诗与钱多钱少无关。我在“获奖感言”中写道：

“从学习写诗到出版第一部诗集，这个过程用了约二十年时间。从那时到今天获奖，又走过了二十年。在一个快节奏的社会里，诗歌依然是一项慢活计。二十年出一本诗集，再二十年获一个诗奖。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是一个驽钝的人，木讷的人，进步缓慢。而诗歌需要的是智慧和灵性。另外也说明，诗歌之路磕磕绊绊，并不好走，她更需要耐心、付出与坚韧”。

我所交往的诗坛前辈

本文作者与诗人舒婷（左）在厦门鼓浪屿家中的合影

在我的学诗之路上，有数不清的诗坛前辈与老师，给予我许多帮助。而有三位诗人，虽仅一面之缘，却成永恒回忆。

昌耀，定格在我脑海里的，是端着一碗药汤的愁苦面容。

那年三月，到青海公差，在最后一天去西宁市省人民医院看望昌耀。当他得知我从上海来，带去上海诗人对他的问候和牵挂时，他连说谢谢。当我递上他的第一部诗集《一个挑战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盘》，请他签名时，他说湖南有个诗人未央，抗美援朝我们在一个部队。我说是的，他是老未央老诗人，曾写过《祖国，我回来了》等许多好诗。据陪伴昌耀的亲友介绍，昌耀的病情近日反复无常，趋于恶化，明显加大了药剂量。此刻，昌耀端着一碗药汤，欲喝未喝的样子。怕多说话会过多地消耗昌耀所剩无几的精力，我起身向昌耀告辞。我带了个相机，想给昌耀拍张照，看他化疗后头发已全部脱去，鼻子上插着根输氧管，我理智地取消了这一念头。握着昌耀枯槁干燥的手，我想到了“风烛残年”这个成语，我仿佛看到一支摇曳暗淡的蜡烛。可他才六十出头啊。

昌耀十四岁到朝鲜战场当文艺兵。负伤回国后，毅然选择了西部青海。五十年代因诗罹祸，于高原度过二十多年的囚徒生涯。人生道路的坎坷，高原生存环境的窘迫，写作的倾心和玩命，使昌耀的生命过早地透支了。诗，耗尽了他的血液，他的全部热能。这是一个不肯向苦难低头的诗人。回上海后没几天，就获悉昌耀从窗口纵身一跃，以极端方式结束了生命。

蔡其矫，一身短打的“战夏图”，给我留下难忘印象。初时，我将一组诗歌习作寄与诗人求教，不日便接蔡老回信，已将我那蓬头垢面的习作逐行作了精心梳理，拖沓的诗句经他利斧砍削，显得精炼多了。他在信中说：“我喜欢文字简洁，不自觉地咬文嚼字，动手把触目处抚平，仅作参考”。这是我们交往的初始。第一次遇到这么一位认真、直率、诲人不倦的诗坛前辈，令我心仪而折服。二○○六年七月底，我因公来到福州。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拜访仰慕已久的诗人蔡其矫。那天晚上，在南方潮湿而闷热的气息中，我按通讯地址找到位于凤凰池的省文联，在蔡其矫屋里，与他聊天。最后他说：“我的一套诗集你有吗？”我说，“知道，但上海书店一直未见”。他走进卧室，不一会便取出两本集子，一为《风中玫瑰》，一为《诗的双轨》。我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静待诗人握笔一一签名。我望陇得蜀，请蔡老赠言，他即刻在我的笺纸与笔记本上分别写道：“相知不在远近”和“文化使人高尚、艺术造就品格”两句，并钤两枚鲜艳的大印章，气派非凡。趁他题签之际，我端起相机拍了几张照。他说他一个人住，这样就没法与我拍合影了。末几，他告诉我，他明天就要启程去北京，那里比福州凉快些。我庆幸自己来巧了，似乎是一种命定的缘分。我知道蔡老如同候鸟，北方南方两头来往。然而，这次在福州凤凰池相晤，竟成永诀。当获知蔡老于二○○七年一月三日，因患脑瘤于八八高龄在京去世，仍感到突兀，难以置信。

看着他为我改稿留下的字句，他赠我诗集扉页上的签名，他的一封封来信，那些手泽是多么温润亲切。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年月，他不跟风，坚持诗的艺术之美。他更关心年轻诗人的探索。在朦胧诗受到围剿，不少诗坛权威或竭力反对或保持沉默时，他力排众议，支持福建女诗人舒婷。在我接触过的老诗人中，蔡其矫还有牛汉，是最爱护青年人的。

彭燕效，提着一盒茶叶，似乎仍在博物馆门口等着我。

那年，我与妻子有湖南之旅。在长沙，由诗友彭国梁作陪，去拜访彭老。在他简单的住处，我们聊谈甚欢。之后告别彭老时，他拿出两张博物馆门票（那时还未实行免费参观，因彭师母是该馆工作人员，我们得以分享），让我们去参观，这算是此行的最后一个活动，我们细细观展。哪知，等我们慢悠悠出馆，一眼看见彭老一个人等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盒子，说这点茶叶不成敬意。我感动得无言，不知彭老在门口等了有多久啊。彭老是细致而有深度的“七月派”诗人。为了一首诗，他会牵肠挂肚几年，甚至十几年，一遍两遍，乃至几十遍地修改，像打磨一件稀有珍品。记得，他在给我信中谈及创作时说：“学写诗已六十多年，愧无成就。诗道至尊，诗学几神，诗艺无止境，有生之年，到底能学到一点不，实不敢说，但性癖所在，仍于此不疲，只能说命该如此了。”可见彭燕郊的谦和淡泊，而又自我要求甚高。我知道，其时彭燕郊正整理他的诗全编。他自知不会再活八十年，他要对自己一生写作来个小结。八部长诗是重头戏，还有散文诗集、诗论集等。他深知出书之难，又不愿求人。当有记者采访他，了解到他想每月储蓄五百元，积少成多，自费出书时，不禁哑然失笑：这样一年才六千，要积到猴年马月才能出版啊。由此可见彭燕郊的天真与可爱。

二○一○年，彭燕效病逝，一个我在长沙唯一见过一面的诗人。

本版文字/图片　韦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