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北京金融街靠近全国政协礼堂的附近，明年会新增一幢建筑，虽然目前正在修建，但这里将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的总部。亚投行，一个一开始并未得到强烈瞩目的设想，就像南美洲丛林中扇动翅膀的蝴蝶一样，突然间切入国际力量平衡渐变的时代大背景，在全球掀起了一场风暴、一场关于世界金融秩序与地缘政治格局变迁的大讨论。就在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数量最终揭晓，亚投行的样貌越发清晰。不论亚投行的前途将是多么复杂、艰难，它毕竟代表着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抛开旧秩序另起炉灶的尝试。

大河有水小河满——亚投行成立是大势所趋

■　李静

3月28日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举行开幕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围绕“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这一年会主题，习近平表示：“在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建设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已经制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筹建工作迈出实质性步伐，丝路基金已经顺利启动，一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已经在稳步推进。这些早期收获向我们展现了“一带一路”的广阔前景。”

据悉，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重点支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时至今日，亚投行从提出到筹备，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

2013年10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雅加达表示，为促进亚洲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2014年1月24日，中国与十多个有兴趣的亚洲国家举行了筹建亚投行第一次多边工作磋商会议，就筹建亚投行的框架方案交换了意见，中方还成立了亚投行筹建工作组。同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正式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共同决定成立亚投行，标志亚投行的筹建工作进入新阶段。

根据备忘录，亚投行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实缴资本为认缴资本的20%。

2015年3月12日英国宣布申请加入亚投行后，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带来的示范效应持续发酵。

根据财政部公布数据，截至目前4月9日，经现有意向创始成员国同意，马耳他、吉尔吉斯斯坦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37个，包括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意大利、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卢森堡、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耳他、蒙古、缅甸、尼泊尔、新西兰、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斯里兰卡、瑞士、塔吉克斯坦、泰国、阿联酋、英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另有10多个国家提出正式申请。按照目前工作计划，预计各国将在今年6月底之前完成章程谈判和签署工作，使亚投行在今年年底前投入运作。

对于亚投行的提出，美国起初是反对的，有分析认为，亚投行是与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开行)有着相同性质的世界性银行，在作用上存在重合，它将投资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就目前而言，亚开行最大的出资国为日本和美国，其历任行长都是日本人。中国也为该组织的成员国，出资比例排第三，围绕国际金融秩序势必形成日美与中国的主导权争夺。

谈及此就不得不提起71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虽然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美元危机及美国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以及制度本身无法解脱的矛盾性，该体系终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宣告结束。而当时成立的国际国币基金组织（IMF）也给亚投行的投票权分配做了前车之鉴，

IMF进行决策的基础是成员国拥有的投票权，而投票权多寡取决于被分配的基金份额，基金份额的分配又基于各国在国际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但IMF基金份额分配并未反映各国经济地位的变化。特别是美国在IMF中占绝对优势，其在IMF和世界银行中都拥有“一票否决权”。而 2010年提出的IMF改革方案将重新调整IMF执行委员会成员国的权力分配，尤其是扩大了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并令该机构用于支持危机影响国所需的资金来源增加一倍。美国方面的一再拖延已令IMF的其他成员国丧失耐心。有分析认为，亚投行的成立，或迫使该改革生效，而美国的“一票否决权”也或丧失。

美国虽然反对亚投行建立，却没有能够说服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在内的传统盟友与亚投行保持距离。随着亚投行“朋友圈”的不断扩大及工作计划的推进，亚投行还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解决。而其中最受人关注的就是股权分配问题。官方消息称，亚投行的股权分配将以GDP为基础，其中亚洲成员的股权占比可能在70%到75%之间，亚洲以外国家分配剩余的25%到30%股权。这意味着中国成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基本已成定局。

而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之前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曾表示：“中国的第一大股东地位不是特权，而是责任，未来中国将单方面稀释股份。亚投行对亚行、世行是补充，而非替代；对现行国际金融秩序是完善，而非颠覆。就非亚洲国家占股之所以比较低，金立群也做出解释称：“当我们邀请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参与进来的时候，我们主要不是希望他们多出钱，而是希望欧洲国家的加入能够在公司治理、技术支持等方面贡献经验和智慧，促进这个机构的发展。”

金立群还表示，在美国、日本等一些大国没有参与之前，为了保证股本金达到一定规模，使亚投行能够如期开张运行，在初创阶段中国的出资额可最高达50%，这是根据亚洲地区各经济体的体量确定的。

另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10至2020年十年期间，亚洲地区需要投入8万亿美元基础设施资金，才能支撑目前经济增长的水平。对于主要致力于亚太区域范围内减贫工作的亚行而言，投向亚洲域内基础设施的资金非常有限，远不能满足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开发的需求。亚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表示，8万亿美元的巨大需求光靠亚开行每年拨给亚洲的100亿美元显然是杯水车薪，亚投行成立的必要性有目共睹。

亚投行的设立无疑为亚太地区提供了一个新的资金来源，将弥补现有世界金融体系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的缺口。“不管是在亚洲还是放眼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都十分重要，而这为建立亚投行提供了机遇，”纽约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保罗·瓦赫特尔说。

建立亚投行对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域内域外国家都是共赢选择。“亚投行是一项双赢合作战略。亚投行将促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紧密联系，中国无疑将从中受益；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也能从中国充足的资金和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中获益”迈拉赫说。

据悉，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数量在4月15日才可确定，而截止到记者发稿前，美、日态度随较之前有所缓和，但最终是否要参与其中仍不可获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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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目的

对于本地区发展中国家而言，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就本地区整体而言可加快互联互通，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则能够扩大投资需求；同时，也有利于扩大全球总需求，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机构性质

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重点支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亚投行将与世行、亚行等其他多边及双边开发机构密切合作，促进区域合作与伙伴关系。

投资方向

亚投行将运用一系列支持方式为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包括贷款、股权投资以及提供担保等，以振兴包括交通、能源、电信、农业和城市发展在内的各个行业投资。

与多边开发银行关系

由于定位和业务重点不同，亚投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是互补而非竞争关系。亚投行侧重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而现有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则强调以减贫为主要宗旨。

亚投行：创始资格收官后的数字光谱

■　马晓霖

国际社会已经很久没有形成新组织，也很久没有见证如此热闹的组建过程，更没有体验过中国主导的超级机构的悬念和意趣。亚投行的呱呱坠地颇似一场嘉年华。

亚投行的孕育过程也许比当年美国主导筹建世界银行（世行）和美日双驱打造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更波折，因为今天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更复杂更微妙，深深打上地缘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烙印。因此，人们看到，一方面美日双双唱衰亚投行，特别是美国掣肘其西方伙伴加盟的意念，另一方面，世行和亚开行领导人又公开积极支持；一方面西方国家在战略安全和意识形态两个轨道追随美国，另一方面又在经贸合作与市场拓展竞技场环绕中国。

亚投行是亚洲为主、域外伙伴为辅的投融资平台，理所当然主要由亚洲国家说了算，因此，亚洲经济体必然绝对控股。依据各意向方前期形成的框架，除股份按亚洲75%、域外25%的大致比例切割外，各自板块又依据成员GDP总量配股，因此，这是个规则公平的金融机构，又是开创性的跨地区组织，必要的数字梳理和成色分析，有助于了解这个不同于世行和亚开行的新生儿。

论地域代表性，55个成员来自亚洲、欧洲、大洋洲、南美洲和非洲等5大洲，其中亚洲35个；欧洲16个；大洋洲两个；南美洲和非洲各一个。论成员含金量，G20成员中有13个入圈，包括七国集团中的英德法意；APEC组织21个成员中，有14个加入，正好三分之二；金砖五国只有南非掉队。论政治影响力，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只有美国缺席亚投行。论经济贡献率，现有“朋友圈”GDP总量占全球半数以上。论组织规模，和1946年创立已吸纳近190个成员的世行比，亚投行还是小弟弟，但相比1966年成立并有67个成员的亚开行，已算高举高打，并将很快超过前者。

亚投行受到普遍青睐不无原因。首先，它不同于政府间合作主导的世行和亚开行模式，而是同时向私营资本开放，注重市场规律、商业价值和民生优先，兼顾投资回报与社会公益。其次，亚投行业务锁定的亚太地区是世界经济最活跃地带，总量占世界1/3，人口为40多亿，其中贫困人口约7亿，人均GDP整体偏低，同时又是基础建设相对落后地区，劳动力密集而充足，资金缺口大，发展潜力可观。据亚开行《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2012》报告估算，2010-2020年间亚太需要基础设施投资为82225.04亿美元，其中东亚和东南亚缺口最巨，估计为54723.27亿美元；南亚次之，约为23704.97亿美元；中亚和西亚缺口也不小，约为3736.57亿美元；太平洋岛国缺口为60.23亿美元。

从领域分布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空间涵盖电力、机场、港口、地铁、道路、电信、水务和卫生等八大板块，以及市政、环保和农业等项目，其中电力、道路、电信投资需求尤甚，分别为40030亿、25430亿和10400亿美元。这些巨大投资缺口，私营企业无力弥补，又非世行、亚开行投资和担保重点。世行、亚开行等传统投融资平台，虽能满足部分需求，但因结构性矛盾和自身潜力枯竭，对亚洲投资的支持可谓杯水车薪。据统计，2014年两行对亚洲的贷款，分别仅有168.47亿美元和85.42亿美元。

2013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宣布，未来5年中国将对外投资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中国当时外汇储备3.31万亿美元的近1/7，却等于2011年以前世行全部贷款的总数。2014年中国实现投资倒挂的里程碑式转折，即海外投资总额反超引资总额，当年海外投资就在1000亿美元以上。预计2025年起，中国将达到每年300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水平，追上美国现有水准。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众多发达国家追捧亚投行自有盘算。亚洲与发达国家发展阶段不同，经济和资源互补，这足以让眼前资金缺乏，但制度建设完善和管理人才充裕的发达国家享受红利，在基建、制度、创新、商业成熟度、技术就绪度、金融市场发展、高等教育和培训乃至健康和基础教育等方面，发达国家领先幅度较大，基础投资所需或带动的相关服务和贸易，将是其看好亚投行巨大蛋糕的“着利点”所在。（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曾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中观点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指导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