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乔利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下的中国银行业遇到的困境本质上同美国银行业1986-1991年间曾经遇到的困境大同小异。当时，美国商业银行为了提高收益，发放大量贷款给房地产开发商、投资信托公司和以拉美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对市场判断失误，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对跌宕起伏的市场环境准备不足，美国的银行业损失惨重，大陆伊利诺伊银行成为自1933年大萧条以来第一家宣布破产的商业银行；大通银行也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境，损失高达3340亿美元；花旗银行差一点遭受灭顶之灾，关键时刻多亏沙特王子出面入股，成为唯一一家全球大银行排名有一席之地的美国银行，免除了美国银行全军覆没的惨景。

    美国银行业绩全面下滑的深层原因在于传统的利差模式不再适应新的市场环境。举大通银行为例，1970年，大通银行的净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81%，存款占资金来源的87%，其中57%是无息短期存款，免费资金让大通银行的经营高枕无忧。进入1980年代，靠吃利差生存的经营模式受到利率市场化的强烈冲击，面对存款大规模流失，大通银行只好提高筹集资金的成本，而贷款方面为了追求高收益，不惜铤而走险，最终受到市场的惩罚，到了1990年，大通银行评级被下调，离垃圾债只有一步之遥。

    进入1990年代中期，银行赖以生存的贷款业务再次受到冲击，为降低筹资成本，摆脱银行贷款的繁琐手续，更多的大型蓝筹公司从银行贷款转向债券市场。对公业务客户筹资行为的改变导致曾经火热的信贷市场逐渐让位于蒸蒸日上的资本市场。

    为了适应金融生态的新变化，美国商业银行最根本的转型是通过金融控股公司跻身证券、经纪和交易商主导的投行业务，借助证券化市场打通了信用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栅栏，既摆脱了监管部门严格的资本约束，又为自己开辟出一片蓝海。

    1990年代，美国商业银行转型的另一个方向是推动业务的全球化，当时是为了迎合“世界是平的”潮流，一方面辅佐美国制造业为了降低运行成本纷纷将业务外包，另一方面，在监管相对宽松的伦敦城建立新的根据地，利用全球不同市场之间的价格差异，加大筹资、投资与套利活动，这不仅改进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也进一步提高了商业银行的收益。

    目前，中国的商业银行面临着同美国银行业1980-1990年代期间相似的处境，利率市场化步步紧逼，银行的存款规模急剧下降，筹资成本不断攀升，金融脱媒成为大势所趋，靠吃利差赚取丰厚利润的好日子已经成为历史。商业银行在面对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同时，还要面对非银行和代表着未来发展趋势的互联网金融的步步紧逼，当然，还要应对更加严格的资本监管规定。

    中国商业银行业的传统优势能否在新的环境下重新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转型，转型意味着业务经营模式和价值导向的深刻变革，需要用创新思维去探寻新的经营模式和管理模式，以达到减少对存贷差的依赖，降低筹资成本和资本占用的目的。

    从现代金融的发展趋势看，商业银行的转型基本上是伴随着所处时代经济模式的变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市场化，商业银行转型的根本也是向着市场化中介的大方向去转，具体来说就是从充当储户与企业之间的信贷中介，转向储户与企业之间的市场化中介。市场化中介是实现金融价格要素市场化的基础，意味着信贷市场同资本市场的融合，是对银行传统经营模式的颠覆。

    事实上，中国银行业的转型早已是进行时，资管业务就是银行市场化中介的一个切入口，也是银行顺应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伴随着社会上机构与个人财富的不断增加，保值和增值的需求日趋强烈，商业银行凭借自身的优势，通过资金管理与投资组合的深度融合实现对客户全方位，综合化服务的目的。截至2104年6月，中国银行业理财产品余额已经突破12万亿元，理财产品的投资管理业务成为拓展托管、零售、批发和同业等业务重要渠道，并成为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

    整合现有优势为客户提供同金融市场相关联的综合化服务也是商业银行向市场化中介转型的重要途径，交易银行业务就是其中的一个亮点。商业银行通过建立综合性运营平台，以客户日常业务经营中的资金管理为中心，将银行服务贯穿到从采购到销售等各个环节，涵盖了客户的流动性现金管理、供应链金融、跨境金融、托管及证券服务，将信贷、资金管理和投行业务紧密联系到一起，协助客户整合上下游资源，深层次参与到客户交易的全过程，高效、准确地处理客户的实时交易需求，实现资金运行效益的最大化，成为商业银行综合化金融服务的最好体现，其低风险，低资本占用和收益稳定的特点完全符合商业银行的转型趋势。

    商业银行转型为市场化中介的另外一个突破口是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简而言之就是把贷款通过建池与分层手段变成证券在资本市场销售出去。资产证券化一方面盘活报表中的资产，减少资本占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时还可以达到风险转移和提高非利息收入的目的，银行的中短期票据、应收款、对公贷款、抵押贷款都可以根据需要做证券化。

    中国的资产证券化仍处于起步阶段，尽管监管当局已经在审批手续方面简政放权，打开闸门，但一个市场的形成与培育需要政府、市场参与者与各类服务型机构的多方互动，需要有利益驱动，这意味着发行证券化产品的机构和投资者都能从中获益，同时还要满足监管部门对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要求，但资产证券化毕竟是银行转型市场化中介的选择之一，必将成为中国金融机构新的具有无限潜力的增长点，也将作为一个新的投资类别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多层次和深度发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