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 focus ·雪之恋

 

 

 

漠河县北极村，餐馆名：老村长家

挺朴实的东北菜，一盆盆的端上来，分量那是十足的，米饭是用桶装的，随便吃。整个行程一路走来，大抵都是这样。

 

 

漠河县北极村，土炕

这已是稍有改造过的土炕，屋子里还有暖气，炕下生了火，床铺很硬，宽敞的能睡下4、5个人。

 

图文/冰蓝

从小在北京长大，雪，对于我，并不陌生，但当我来到零下40度的中国最北端北红村时，仍不禁被这纯洁的白色大地所折服，积雪覆盖着草坡、压弯了枝条，挂在树梢，凝结成冰珠、雪枝，阳光洒下，光芒闪耀，倘若逆光欣赏，也是别有滋味。一路走来，那些房子就孤零零的站在雪里，我却仿佛听到了那围坐在炉火旁温馨的笑声。入乡随俗的住起了土炕，宽敞而暖和，本该是盘着腿，嗑着瓜子儿唠唠嗑儿再来二两小酒才是应景，但苦于后面的行走，只得幻想作罢。

徒步6小时，从雪乡到雪谷，反向翻越16公里的羊草山，走在吱吱呀呀的雪地里，每一步都不似平日般轻巧，加上厚重的衣服、笨笨的手套，一路的辛苦可想而知，但登上山顶，那苍茫无际的天边、傲然而立的松树，让我凝视几秒后便忘记了喘息，跳起来仰着倒下，给这松软厚实的雪地“盖了个章”，愿从此踏着爱的影子行走天涯。

极寒、土炕、东北菜，是此行的关键词，那些和北有关的名字，也一点点的，印进了我的心里。

 

立达苑 · 俞可

一公里的反哺

因春节迟来，外加多所高校调整课时安排，今年寒假为我国高校38年来最长。笔者所在高校此次寒假便长达49天。为回家过年的学生，上海交通大学近日送去一份别样的迎新贺礼：一道计算题。以理工科见长并以培养出钱学森为荣的上海交通大学，其学子应对一道计算题理当得心应手，该题却被视作“史上最难期末考题”。

该题假设，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每天一公里的路程，那么，子女对父母的爱总共多少。每天一公里，一年就是365公里。从大学生出生（平均生育年龄28岁）直至父母离世（平均寿命85岁），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应为57年。反之，父母倾注于子女的爱就是57乘以365公里，20805公里。然而，子女回馈于父母的爱，因求学、立业、成家、育儿以及应酬、社交、闲暇，开平方无数次，最后仅剩区区一公里。愕然！慨然！恍然！

“如果以前从来没有意识过父母对我的爱的话，这道题让我意识到了我给父母的爱太少了，希望我的成长能够快过父母老去的速度，给他们更多的爱。”这是上海交通大学官微平台收到的第一个反馈。

无独有偶，武汉工程科技学院也给大一学生布置一道寒假作业，计算从出生直到大学毕业的花费总额。类似感恩作业屡见不鲜，如为长辈洗脚、行跪拜礼。多年前，一则公益广告感动无数国人：一小男孩使尽吃奶力气端起一盆热水，踉踉跄跄进屋，嚷着要给妈妈洗脚。

百善孝为先。在礼仪之邦，孝行理当弘扬。然而，无论是亲情里程单还是亲情欠账单，父母的舔犊之情与子女的反哺之心岂可折合成凛若冰霜的数字？尤其为亲情开列账单，有释放亲情可收购可赎买的金钱万能论之嫌。养育子女还是赡养父母，资金的投放量视个人经济承受力而定，不可一概而论。贵门出逆子，寒门出孝子，不胜枚举。

据《中国教育报》展开的“2015年最长寒假”问卷调查，走亲访友与宅在家里仍为主流，但以充电学习、社会实践、兼职、旅游和实习来填满超长寒假，今日大学生寒假生活日趋多元化。诚然，子女的自顾不暇，既为社会转型期生存压力之使然，却更是家庭教育缺失之必然。

言及父母失职，放纵往往为众矢之的。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主持的“全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结果却出乎意料：孩子步入歧途，父母的管束与放纵皆为最重要原因，且前者更甚于后者。父母对孩子的管控越严压抑越重，孩子以极端形式逆反机率就越大程度就越强。在压制与反制的亲子博弈中，敌对逐渐取代亲情，遑论感恩。该项调查结果显示，42.3%的未成年犯表示“恨过自己的父母”。其缘由按比例依次为“不理解我”（50.7%），“不关心我的心理感受”（46.6%），“不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45.6%），“经常打骂我”（34%），“强迫我做不愿意做的事情”（29.4%），“生活上不管不问我”（28.7%），“父母总闹矛盾影响我”（25.9%），“我有困难不帮我”（13.4%），“溺爱我”（5.8%）。而作为对照组的普通中学生，憎恨父母的比例虽减半（24.7%），但排列前三的缘由与未成年犯相同。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近期展开的家庭教育状态调查获得同样结果。家长关心孩子最多的是健康安全（65.95%）与日常学习（53.58%），最低的是兴趣爱好（19.47%）与情绪情感（11.93%）。在一高一低之间，尽显无遗的并非父母对子女的刻意伤害，而是父母对亲子教育的无知。去年年底发布的《2014中国城乡家庭教育现状白皮书》指出，37.82%的家长不知道教育方法。

“不理解我”，“不关心我的心理感受”，“不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经常打骂我”，“强迫我做不愿意做的事情”。未成年犯罗列的前五条理由，道出的分别是理解与尊重。儿童生来享有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和参与权。1989年11月20日，第44届联合国大会以第25号决议通过《儿童权利公约》，并以上述四大权利名垂史册。四大权利可归结为父母的双重天职：养育与教育。养不教，父之过。面对古训，当今父母并非放弃教育，而是过度教育，怀着“为了孩子的一切”这份良好愿望，却无视对孩子作为独立人格的理解与尊重。如此亲子教育，一公里的反哺才会司空见惯。

 

体育漫谈 · 公孙欠谀

老人归来

澳网男单，小德（德约科维奇）第5冠，穆雷第4亚；澳网女单，小威（威廉姆斯）第6冠，莎娃（莎拉波娃）2亚1冠；小德和小威只要杀入决赛就一定拿下冠军。对于澳网，他们都是老人了，每年这个时候都要回来一次，一下子想起一首歌：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组委会刷刷杯子洗洗盘……后来听说4度拿盘子的穆雷却把盘子丢了，丢了也不怕，家里还有3个呢。

有些老人是走远了，奶牛（费德勒）和纳豆（纳达尔）虽然世界排名不落后，但已经离开了澳网的顶尖集团，与鼎盛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了。女子有些混乱，除了小威和莎娃，其他人还在混乱的泥塘中乱斗，WTP排名从第三名起积分差距有点大。瑞士人辛吉斯回来了，早年打女单的，一个人HOLD不住全场，找个印度黑人来守半边天，还真就又拿了冠军。

由于男子决赛又是“德雷决”，还没有开始就有人预祝小德第5冠了，博彩公司给出小德夺冠1.83的赔率，穆雷夺冠8.00的赔率，有点欺负人是吧？没办法，市场不讲感情，据说决赛场面也不好看，还有球迷进来搅局。倒是女子的决赛上演好戏，可惜男女冠军的奖金不一样，真想给组委会和赞助商发个申请：亲，改价吧！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因为都是老人了，每年要见多少次面，至少四大公开赛要见，一般打到最后，这几个人都会在，一般半决赛、决赛也会在这几个人之间产生，小德、穆雷、奶牛和纳豆四大天王中间难免有些口舌，再加上不良媒体再催化一下，加油添醋，惟恐天下不乱，没有点矛盾都不行。其实女子也一样，本届冠亚军小威与莎娃也难有共同语言，虽然莎娃的英语很好，还和美国人谈过恋爱，但和小威在一起除了打球，基本没交流，唯一对球网那边说的就是大吼一声：COME ON！我的英语不好，不过这个祈使句在这个场合，应该准确翻译为：放马过来！

体育比赛就是这样，越是激烈就越容易上火，穆雷在手感不好时也爆了粗口，句子用爆破音“F”开头。当然，他在四大天王中还是算有修养的人了，比他好一点的是纳豆，这个西班牙人倒是值得称赞。

老人们来的来，走的走。今年的澳网与李娜无关，她曾经在这里也是2亚1冠，她在北京刚领完CCTV体坛风云人物两个奖项，顺利地收队回家，准备生孩子去了。还有人问：准备再度复出吗？呵呵，收队了要再出来就是第二个饭局了，一般吃不下。如果把中国体坛人物写一本《史记》的话，那就该有《李娜本纪》，她的功绩不是“列传”、“世家”可以承载的。

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感谢互联网，随便上去一查，就可以看到16岁的小威，黑人少女也青涩，19岁的小德和穆雷，少年也疯狂！这些年，四大公开赛上来了多少人，又走了多少人。上了年纪的人爱回忆，爱说“时间都去哪儿了？再往前，就是费德勒、纳达尔、李娜、海宁、卡普里亚蒂、阿加西、萨芬、辛吉斯、塞莱斯、桑普拉斯、格拉芙、贝克尔、张德培了，越往前走，老人们将逐渐远去。

我们与其等待李娜的复出，不如等待下一个李娜的到来。

 

草垛 · 金钱草

农民都是语言大师

一帮“老农民”领衔了影视圈，一位脑瘫村妇震动了文学界，一群二人转演员退出了春晚大舞台……开年几个标志性文化事件，让农民的艺术创造力成了全民讨论话题。

余秀华拒绝“脑瘫”、“农民”标签，认为是对自己诗歌的轻视，只承认自己是个写诗的村妇；高满堂坦言农民最难写，称对得起八亿农民；而赵本山则用农民的智慧圆滑地回应：“这时候要是让我回到农村，我会非常高兴。”

本山大叔算是说到点子上了，他真该回去接接地气了。这些年，虽然他一直以农民形象活跃在舞台上，小品、影视剧、二人转连轴转，却离农民生活越来越远。要是让俺这个隔三差五就深入乡村体验生活的农民的儿媳妇现身说法，俺还真没见过哪个村庄有这么一群游手好闲、油腔滑调、插诨打科的农民，倒是牛大胆、灯儿一样的农民有不少生活原型。

余秀华的反应没错，很多东西搁在市民身上，理所当然，要是放在农民身上，就成了炒作对象，“大衣哥”和 “旭日阳刚”的昙花一现，就是个力证。大家好像都忘了，信天游、草原牧歌都是先由农民唱响，最后才传到市井；《诗经》、《南北朝民歌》也大部分是农民创作。在唐宋全民诗歌年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哪个农民不会写诗？可以说农民天生就是语言大师。

莫言就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说每当拿起笔来，就感觉故乡跟自己血脉相连，他的好的作品都是写农民的，他写城市的地方感觉就不对。以《丰乳肥臀》为例，俺若是编辑，直接就把进城后的“臀部”砍掉，反而能保证艺术的完整性。

俺曾经参加过一次乡下葬礼，葬礼上少了一顶麻帽，最后发现是那家老三多戴了一顶。老大和老三斗了一辈子嘴，老大张口就来：“还是老三孝顺啊，孝帽子都多戴一顶！”葬礼当即出现笑场，效果一点都不亚于赵本山的小品。

余秀华自己也承认，正是因为脑瘫，她才被迫呆在横店村，一边喂兔子、剥棉花，一边琢磨诗句，要不早就进城做了打工妹，哪会创作出“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些土的掉渣而又生机勃勃、让人目瞪口呆的文字。

这一点在高满堂的老农民们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些三尺肠子闲着二尺半的农民，个个口吐金言，什么“腚坐锅台手把勺，给你一勺是一勺”、“萝卜樱子掉进尿壶里——咋撒起来了”、“当土地佬敬着——就歪歪起腚了”、“癞蛤蟆没毛——随根”…… 这些都是汉语语言文学专业梦寐以求的文字资料。高满堂历时五年、走遍五个省份的乡村、采访了二百多位相关人员，加上四年知青经历底子，才让麦香村的老乡们都说上了一口地地道道的农民话。

至于本山大叔回农村的事儿，完全不必当真，现在的城镇化建设，村庄越来越少，幸存几个也跟二大爷秃头一样，变成空心村了，但凡四肢健全的村民，都出去打工了，像赵大叔这样喜欢热闹的人，还不憋屈坏了？俺就没见婆母村里，有几个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零星几个小学生，也都操着普通话。乡村没了，乡音听不到了，农村跟城市一样格式化了，哪还有乡村文学？要不作家徐坤怎么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意味着中国乡土文学的终结！”

俺每次回乡下，兜里都揣个笔记本，就跟战地记者似地，进行抢救性挖掘。那些“金玉良言”，常令俺拍案叫绝。比如乡下人说一个人倔强，会来一句：“大粪糊窗——屎浆（死犟）”；形容一个人爱占便宜：“屎都要叉一口！”，说一个人磨洋工：“懒汉做活屎尿多！”；俺曾听一位老婶埋怨儿媳妇爱摆谱：“奶子不大，盘儿不小！”生动传神，入木三分，一句话顶知识分子说一堆大道理。这些老祖宗们生产劳作中的智慧结晶，不是语言艺术是什么？

 

世说新语 · 辛宇

权利的转移

英国哲学家罗素把人类天性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占有欲、权利欲和创造欲，分别对应的是物质财富、统制权利和智力活动。追逐权利是人类的本能，也是人类行为的原动力之一。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他关于人类本性和社会的经典论著《利维坦》中更是一针见血：“人类第一共同的欲望就是贪权，得一更求其二，死而后已”

自从有社会以来，关于权利的争斗就从未终止过，然而权利随着历史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发生着演变和转移，昨天的弱者成为今天的强者，权利也正一步步从少数人的工具分散到更多人手中，正可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国家层面，权利的获得离不开文明程度、军事实力、宗教思想与技术革命。罗马帝国时代凭借强大的文明和军事实力扩张，全盛时期控制着将近6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世纪的欧洲在宗教思想的笼罩下，变成宗教一统的教皇国，教会的权利与国王相提并论；16世纪的西班牙依靠航海技术开辟美洲殖民地、17世纪的荷兰凭借贸易与金融形成海上霸权；18世纪的法国得益于人口与军队的规模，影响着欧洲与世界；19世纪的英国利用工业革命和海军的绝对优势征服世界，成为“日不落帝国”；二战后的美国倚仗着经济、军事、文化和教育主导着信息技术和全球化世界，尽管人口只有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五，GDP却占到全球的四分之一，超级权利一度被神化。这些国家都曾在世界舞台上各领风骚一时，然而，无论当时这些国家与机构的权利多么不可一世，最终都伴随着自身的狂妄自大以及时代的演变烟消云散。

企业层面的权利也不例外，十八世纪末德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用金融铸造了令人难以逾越的权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王国并利用金融权利将触角伸向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影响着历史的进程；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卡内基梅隆和JP摩根采取垄断方式获得各自行业的绝对权利；就在几年前，那些“大到不能倒”的金融巨头把控着全球绝对的市场份额和暴利业务，某些交易员手中的权利大于一个国家的总统，令人生畏的权利影响着政治与经济。这些称霸一方的“王朝”有些被后来者替代，有些正在成为新技术和严格监管的牺牲品，产生权利的框架在时代进步的潮流中瓦解和重建，垄断支配世界的时代不再是主流模式。

从个人角度看，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争夺权利的方式各异。罗马时代的男人对权利的追求高于一切，而获取权利的方式一靠公共演讲，显示思想和智慧，二靠打仗，表现勇敢与坚强；中世纪教皇们的权利靠神的赐予，这些神职人员将自己打扮成神的化身左右着社会；欧洲封建时期的权利主要靠继承，世袭制让贵族后代不劳而获；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欧美国家曾一度迷恋精英权贵集团，美国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为代表，这些来自长青藤俱乐部的特殊阶层拥有杰出的才华与智慧、控制着从政治、经济到金融等各个领域的权利，形成新的贵族阶层，由于他们的清高和唯我独尊，一切以自身集团利益为重的弱点，加上偏见与势利，最终脱离大众，渐渐退出权利中心。

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权利的转移是大势所趋。新技术的突破与新阶层的崛起在导致权利转移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字化技术动摇着旧有的权利架构，那些庞然大物正受到来自新技术企业的挑战。新技术让小公司有了翻身之日，尽管这些后起之秀一时还难以撑起一片天空，但在新型经济生态中，市场权利与日俱增，这也是为何Facebook掌门人扎克伯格对莫伊塞·斯纳伊姆《权利的终结》一书如此关注，因为他本人正在经历类似的权利转移，马云亦如此。硅谷精神之一为背叛，权利在背叛中转移。

除了技术革命对权利带来的威胁外，中产阶级的崛起对权利的分散化不可忽视，尤其是在现代企业管理方面。现代化工业组织的管理受到19世纪德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的影响，他提出的官僚理论成为工业化时代最先进的管理模式，一战期间的官僚体制在大规模调运物资和分配人力方面显示出强大的效率，战后大型企业延续了官僚管理模式。官僚体制强调的是理性，职业经理人遵守制定出的规则，在等级森严的组织机构中行使自己的责任，理性的对面是部门与职责划分形成的一道道鸿沟，沟通方式靠繁文缛节，造成管理的低效与僵化，权利在企业少数人手中的过度集中给寻租留出缝隙。

当员工成为这台精心设计的机器中的附庸时，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思想活跃、勇于进取的新一代专业化知识工人，尽管追逐权利以证明自己价值和享受荣誉感成为工作的动力之一，但个人潜能难以发挥，更谈不上创新文化的培育。

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期，权利的集中与分散成了问题，还变得更加尖锐。这其中涉及到有序与无序、牵制与反牵制。谷歌公司曾大胆尝试不设经理的管理试验，事实证明行不通，员工的自觉性不靠谱，管理权利分配方面依然依赖程序化的制度。比较中庸的做法是既要强化企业为实现总体目标而设立的组织架构，打造强大的凝聚力，又能够在一定程度内，将部分权利分散到专业化任务团队，增加灵活性，让组织机构扁平化，以适应第一时间内相应客户需求，实现服务链条的无缝对接。

追逐权利是人类的本能，一路阐述发现，权利的转移是权利本身独有的自发系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