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个与灵魂邂逅的过程，那些远去的灵魂从不介意我们出入他们的思想领地。在这个不断邂逅的过程中，总有一个灵魂让我不能释怀。

    14岁，用所有的零花钱买了一本《生死场》，从此与萧红结缘。看遍了她的所有文字，从最初的震惊、震撼到最后的理解和崇敬，让我对这个民国才女有了深深的疼惜。我理解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什么一下飞机，看到“哈尔滨”三个字，便“边走边想，一路走，一路落泪”。

站在萧红故居前，我也是这种情感，这是一颗让人痛惜的灵魂。

题记

 

 

作为二萧的导师，鲁迅的存在将两人的联系更为紧密。

 

 

落红萧萧下

文/李莉

    霍建起的《萧红》推出不足两年，香港导演许鞍华又携当红小生、文艺女神、金马奖编剧，强力推出相同题材电影《黄金时代》，一股突如其来“萧红热”，正从学术界向普通大众蔓延。

    在萧红出生地黑龙江，萧红已成为官方打造的知名文化品牌；在她的生命终止地香港，萧红及其作品成为每年“香港艺术节”的招牌节目；她的故乡呼兰直接掠过她的本姓，对外宣称“萧乡”；连其坟墓都成抢手货……她的成名作《生死场》被以各种形式搬上舞台；她的《呼兰河传》进入香港《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前十强；她的各种传记不断面世，萧红研究成为当前现代文学研究中最为抢眼的热点之一。这个自称“半生尽遭人白眼、冷遇”、在文坛消失半个多世纪的民国才女，不仅神奇般“复活”，而且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及读者推崇。人们不禁要问，萧红为什么这样红？

    震撼人心的女性视角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这是萧红临终前感叹，她将自己悲剧性命运归结为身为女性。

    生于地主官僚家庭，与民国同龄的萧红，同那个年代大多数女子相比，要幸运得多，衣食无忧，读书识字，如果听命父亲安排，完全可有一个幸福庸长人生。“人生忧患断字始”，受到五四运动启蒙的萧红，女性意识苏醒，不再甘心做男权社会附庸，开始向往更高更远的天空。四十年后，萧军对从维熙说过：“你们后来人，难以了解她的心，她的心太高了，像是风筝在天上飞。”

    这“一低”、“一高”的冲撞，几乎毁了萧红，让她在成为作家前，以一种异常惨烈方式，完成一个女人全部的生命体验——抗婚、出走、被骗、未婚先孕、被弃生子，差点被卖入妓院。萧红一上路，便饱含血泪，一出手，就直抵女性悲惨命运，直击吃人的父权社会。

    家庭、婚恋、生育、母爱，这些在女性笔下温情脉脉的题材，在萧红这里都异常冷酷，毫无温暖幸福可言。《弃儿》是其第一部作品，也是其自传小说，叙述了她从被困获救、生子弃子过程。让人惊诧的是主人公“芹”六天没看孩子一眼，在孩子送走后，竟对男主人公“蓓力”说：“这回我们没有挂碍了！”并借“蓓力”的口说：“芹是个时代的女人，真想得开，一定是我将来忠实的伙伴！”女人最原始的母性，完全让位于对“天空”的追求了。直到临终前，她嘱托端木蕻良一定要寻到这个被遗弃的孩子，才让人们窥到她内心深处温暖的母性底色。

    生育带来的屈辱、痛苦和伤害，让萧红对女性命运有了切身感受，她一次次借助这个切口，剖析女性的悲惨命运。在《生死场》中，五姑姑的姐姐“站起来，立刻孩子掉在炕上，像投一块什么东西在炕上响着，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麻面婆大喊着“肚子疼死了，拿刀快把我的肚子割开吧！”……这些充满血腥的生育场面，几乎与动物并无二致。金枝生完产后，萧红转笔写了棚子里的“牛或马在不知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而后说道：“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来自女性身体的痛苦，在女性作者笔下生生呈现，带来强烈感官冲击。这部被定性为“抗战小说”作品，大量篇幅展示的是父权社会下女性的悲惨命运，实为一部女性小说。鲁迅在《生死场》序言中评价：“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已经“力透纸背”。

    风花雪月、男欢女爱这些女性笔下最常见题材，在萧红笔下几乎没有出现过，她冷静地透视着父权社会下不对等的男女关系。金枝和成业的恋爱几乎是在男性原始本能驱动下完成的，粗鲁而没有温情，金枝出嫁四个月，就感到：“男人是最炎凉的人类！”；月英，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得了瘫病后，绝望地对前来探望的女伴说：“你们看看，这是那死鬼给我弄来的砖，他说我快死了！用不着被子了！用砖依住我，我全身一点肉都瘦空。那个没有天良的，他想法折磨我呀！”；唯一有点浪漫色彩的是《小城三月》里的翠姨，这个美丽女子在偷偷爱上“我”的堂哥后，女性意识苏醒，不甘心包办婚姻，却无力反抗命运，更没勇气追求幸福，只能与心中的爱情一起抑郁而终。在萧红看来，“女性的天空是低的”固然可悲，但觉醒了的女性无力抗争、忍辱偷生则更为可悲、可怜。

    女性主义是萧红笔下永恒的主题，时时触疼读者神经。在《祖父死了时候》她写道：“母亲也不是穷人，也不是老人，也不是孩子，怎么也怕父亲呢？我到邻家去看看。邻家的女人也是怕男人。我到舅舅家去，舅母也是怕舅父！”；在《失眠之夜》里，当萧军憧憬着收复东北后，要买两头驴骑着回家，萧红想的却是：“而我呢？坐在驴子上，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住的仍是别人的家乡。”在《呼兰河传》中，更借娘娘庙里塑像细数了男人打女人的“天经地义”：“塑泥像的人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似乎对女人很尊敬。那就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理由。”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萧红这种女性主义视角，使她超越了政治和阶级，不仅与二十年后女性主义运动不谋而合，而且在男性依旧占主导地位的今天，有着广泛的现实意义，引起不同时代读者强烈共鸣。

    深刻的国民性批判

    “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这是萧红在《七月》一次座谈会上，针对抗战时期文学创作申明的文学观点，同当时大多数作家投笔从戎不同，萧红选择了一条孤独寂寞之路，坚守一个作家的岗位和职责。

    从《萧红年谱》可看出，1934年《生死场》完成后，直到1938年抗战全面爆发，除回忆哈尔滨期间个人生活散文集《商市街》外，萧红几乎没什么重要作品问世，连鲁迅在给二萧信中都说：“我不想用鞭子去打吟太太，文章是打不出来的。”大家普遍认为，萧红陷入个人感情困境，这个鲁迅预言的中国最有前途女作家或许就此沉寂了。

    这段时间是二萧与鲁迅交往最密切时期，在鲁迅资助下，《乡村八月》、《生死场》出版发行并轰动文坛。鲁迅的文学主张无疑影响了萧红的创作道路。我们可把二萧与鲁迅的交往作为分水岭，来比较萧红前后作品的变化。从《弃儿》、《王阿嫂之死》到《生死场》，是基于个人文学兴趣的倾诉式写作，以揭示现实社会的丑恶、黑暗和不公为主题，可称之为“国情揭示”期。而沉寂四年后，萧红爆发式推出《回忆鲁迅先生》、《小城三月》、《马伯乐》、《呼兰河传》，特别是后二部作品表现出的强烈国民性批判精神，标志着萧红“国民性批判”时期的到来，这让萧红真正走入文学大师行列。

    萧红说过：“我看，我们并没有和生活隔离。譬如躲警报，这也就是战时的生活，不过我们抓不到罢了。即使我们上前线去，被日本兵打死了，如果抓不住，也就写不出来……”《马伯乐》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创作的，萧红以反讽笔法冷峻地塑造了战时一个自私、放纵、寄生的人物形象，他集看客、洋奴、寄生虫、守财奴、精神胜利与精神失败于一身，是个堪与阿Q相比较的国民代表。通过马伯乐的逃难经历，刻画了战时中国形形色色的人物和社会生活，深刻讽刺了这类人对抗战的态度。

    在描写逃难人群冲过凇江桥时，萧红写道：“那哭声和喊声是震天震地的，似乎那些人们都来到了生死关头。能抢的抢，不能抢的落后。强壮如疯牛疯马者，天生就应该跑在前边。老弱妇女，自然就应该挤掉江去。”“于是强壮的男人如风似箭地挤过去了；老弱的或者是孩子，毫无抵抗之力，被稀里哗啦地挤掉江里去了。”民族劣根性暴露无遗，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与鲁迅在国民性批判上的师承关系。

    在萧红另一作品《呼兰河传》中，这种对国民性缺陷勾画从聚焦个人扩展到了“群像”。萧红笔下的呼兰河人特别爱看热闹：街上大泥坑陷进匹马、小团圆媳妇洗澡、冯歪嘴子上吊、跳井、跳大神，都会引来无数看客。“跳大神，大半是天黑跳起，只要一打起鼓来，就男女老幼，都往这跳神的人家跑，若是夏天，就屋里屋外都挤满了人。还有些女人，拉着孩子，抱着孩子，哭天喊地地从墙头上跳过来，跳过来看跳神的。”这跟鲁迅笔下看客神似：“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

    在《呼兰河传》中，出现了以小团圆媳妇婆婆为代表的一群“女善人”形象：“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可是我也打过她，那是我要给她一个下马威，我只打了她一个多月，虽说是我打得狠了一点，可是不狠哪能规矩出一个好人来？”作为男权社会受害者，她们却充当了男权社会的帮凶，以男权社会伦理规范来调教、塑造同性人，直接导致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的惨死，令人不寒而栗。

    从《呼兰河传》中走出的“看客”、“吃人者”群体，充分展示了人性中最阴暗冷酷一面，可看出萧红在批判国民性弱点上，并非是对鲁迅国民性批判的简单模仿，而是达到相当高度，体现了萧红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探索和反思，是她后期作品的重大突破。

    与人类愚昧作斗争，使萧红写作定位、视界远远超越同时期大部分作家，使其作品带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今天，当我们看到马伯乐口头禅：“真他妈的中国人！”时，还会会心一笑，对每个写作者来说，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都是当之无愧的责任。

    前瞻性的后现代主义手法

    当时，很多人评价萧红小说不像小说，人物形象不鲜明，故事情节不连贯，文体结构不严谨，萧红却倔强地认为：“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学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除了《手》、《桥》、《小城三月》、《马伯乐》等符合现代小说审美模式外，让萧红名垂文学史的却是文体上颇受争议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

    先看《生死场》，开篇就是“一只山羊在大道边啮嚼榆树的根端”，然后二里半、麻面婆、王婆、赵三、金枝、成业、月英、李二婶子、狗、老马……松松垮垮从麦场、菜圃、荒山登场，然后是生、老、病、死。生，都是血粼粼地生，没有一点生命的喜悦，狗也在生，猪也在生，人也在生；死，也是麻木地死，没有什么悲伤，王婆比着天上的云说：“一个孩子三岁了，我把她摔死了，要孩子我会成为一个废物……”然后日本人来了，逃命的逃命，革命的革命，在开篇那只老山羊茫然嘶鸣中，谢幕了。没有一个中心人物，也没有紧凑故事情节，却原生态地刻画了一副副雕刻般场景，心灵的荒凉、人性的灭绝赤裸裸地展现出来。难怪近年来，《生死场》被以各种形式搬上舞台，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

    鲁迅和胡风都把《生死场》归类于抗战小说，并指出文体上的缺陷。鲁迅认为：“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胡风也认为题材组织力不够、人物描写和想象加工不够、语言句法太特别。这些文学大家恰恰忽视了萧红叙述的对象，并非具体的人和事，而是每个生命都要经历的生、老、病、死的苦难过程，它的主人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生死场”。

    而《呼兰河传》更将这种文体推向极致，天马行空地从各个角度全方位描写这座小城，俯视东二街大坑，围观跳大神，仰视天边火烧云，张家大院、野台子戏、放河灯……随着视角转动，祖父、我、有二伯、冯歪嘴子、王大姑娘、小团圆媳妇……纷纷登场，呼兰河像一幅立体全景图展现在读者眼前。语言也很随意：“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埋了之后，那活着的仍旧回家照旧地过日子。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

    这种介于小说和散文间的“二不像”，突破了中国传统小说写法，与20世纪末的世界文艺思潮搭上界，萧红无师自通地悟出后现代主义手法。正如矛盾所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

    此外，萧红散文文体也遭到非议，萧军曾对友人说：“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结构也并不坚实。”萧红还为此出走过。但多年后，萧军却对刘心武说：“你写城市，写街，这街那街，没人写得过《商市街》！”这本以“二萧”流落哈尔滨为背景的回忆性集子，文字简单，语言直白，却抓住了生活中最动人的细节，一推出就一版再版。

    当年，端木蕻良看到萧红写鲁迅的章节，讥笑她：“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但《回忆鲁迅先生》却成了不朽散文名篇。“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朗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萧红用她绘画的眼光，捕捉到了鲁迅生活中的独特细节，口语化地勾画罗列，让读者看到了一个迥异于斗士的常人形象。这是目前公认的描写鲁迅最好的文章。

    别林斯基说过：“文体——这是才能本身，思想本身。文体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性，在文体里表现着整个的人。”萧红天才般地用百万文字勾勒出了一个别样的文学世界。曾将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重新推上文坛的文学批评家夏志清，在看到萧红作品后，说：“萧红好得一塌糊涂！萧红真是伟大，茅盾曾为《呼兰河传》写序———其实茅盾哪里能写出像《呼兰河传》这样读后回味无穷的作品。”并由衷地感叹：“未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论萧红，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

后来，美国知名汉学家葛浩文，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推出的《萧红评传》，一下子引起轰动，不仅奠定了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而且让一代“文学洛神”重见天日，直接引发了海内外的萧红热。

 

    ……对于生活曾经寄予美好的希望但又屡次幻灭的人，是寂寞的，对于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对于自己的工作也有远大的计划，但是生活的苦酒却又使她变得悒悒不能振作，而又因此感到苦闷焦躁的人，当然会倍加寂寞，这样精神上寂寞的人一旦发觉了自己的生命之灯快将熄灭，因为一切都无从补救的时候，那她的寂寞的悲哀恐怕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

    萧红的坟墓寂寞地孤立在香港的浅水湾，在游泳的季节，每年的浅水湾该不少红男绿女罢，然而躺在那里的萧红是寂寞的。

    ——茅盾《呼兰河传》序

 

 

 

编辑手记

唐诺对萧红说

    据说，萧红的坟墓就寂寞的立在香港的浅水湾，可那里不是她的家，她的家在一个叫呼兰的小城。诗人戴望舒在萧红的墓碑上只刻下了半句铭文：长夜漫漫，我等待着。等待着什么呢？安静地沉睡在呼兰河畔，凝视着生死场上的生生死死。有多少个春天在前面等，她都不会是其中的哪一个了。

    四月有清明，所以，慢慢读，就权当是一次凭吊吧。

    好吧，再说点貌似无关的话。我在看唐诺的《尽头》，他谈到鲁迅，摘录一些给你们听一听啊：鲁迅是个英勇的书写者，活在那样一个仍时时有性命之忧的时代，横眉冷对千夫指，感觉人只影单，但我们仔细想想，鲁迅的书写其实并不孤单，他相信自己身后隐隐站着万夫亿夫，他得以援引一整个社会、一大千世界和人类全体乃至一整个时代，来对抗最多是当下国家占有者以及附从者这些人。鲁迅的书写因此有一种强大的道德优势，让他在那样一个千头万绪的年代，写来如此尖利果断，他的文字几乎看不出有什么疑惑，甚至全不分散，指向一致，“就像是一支愤怒的投枪，飞舞在空中寻找目标，一心只想着伤人。”我们知道，道德优势其实是论辩的最有力武器，道德一出，道理就变得呐呐难言，这其实正是某种集体声音，用这样的音量来压盖掉个人的声音，包括自己的。鲁迅一直在用一种借来的声音说话，一种匆促的、有当下清晰目的的时代的共同声音，他选择加入它。鲁迅无意给我们一个有裂纹有棱角毛边的真实难言的广大世界，这只是一个舞台，我们总是才看到某个陌生人步履蹒跚走近来，马上看到他脸上涂着油彩，身上也穿着戏服，跟着开口说出本该由鲁迅本人来说的台词，书写者鲁迅反而扮演了一个单纯的、接受的、有所领悟的记述者。——只为传达一个明确的、大可直接讲出来的讯息，所以，它的作者通常是机智的导师，而不是自己满心疑惑待解、苦不堪言的书写者。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了萧红。作为同时代的书写者，我忽然就明白了她的孤单，面对一整个世界，她总是要都要执拗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追求自己的爱情，没有同声附和，必然就成了被时代抛弃的“绝唱”。如果说鲁迅是一个有着强大道德优势的时代书写者，萧红就是一个孤单前行的个人书写者。

    真是一个笨女人。

    唐诺说，一个时代中，尤其在一个大家同方向、同速度前行如一列平稳火车的时代中，你必须让自己错身开来，至少以不一样的时间节奏、不一样的停停走走方式，你才能看出东西、看出层次、看出运动变化和隐藏，其必要代价当然是遭到推挤冲撞，以及人们不断投过来的不解和气愤的眼光。卡夫卡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写过：“凡是活着的时候不能应付生活的人，就需要用一只手稍稍阻挡住他对自己命运的绝望……同时他要用另一只手记下他在废墟中看到的东西，因为他能看到与别人看到的不一样的东西和更多的东西：归根结底，他在一生都是个死者，但却是真正的幸存者。”

    长夜漫漫，我等待着。萧红等待什么呢？

    大概就是唐诺的这番话吧。这些貌似与她无关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