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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奥运之父的教育人生
话匣子topic · 俞可
130年前，1882年，一个叫王正廷的男婴诞生于宁波奉化一户基督教徒家庭。
120年前，1892年，王正廷只身来沪入读英国教会创办的中英中学。在此，王正廷不仅苦读西学，且体验到传统中国学堂缺失的科目——体育。该校陆续引进的体操、田径、棒球等项目使王正廷欲罢不能。
110年前，1902年，王正廷主持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中国第一个推广竞技体育的青年社团，先后组织该会第一第二次年度运动会、天津中等以上学堂联合运动会和北洋大学堂暨新学书院两校运动会。
100年前，1912年，远东奥林匹克协会宣告成立，旨在“协助增进各种竞技运动之事业，发展各种竞技之组织，并增进运动之兴趣，发扬高尚之精神”。这是亚洲第一个国际性体育社团。中方发起人之一是时任中华民国首届内阁工商次长署理工商总长王正廷。
90年前，1922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二十届年会上，由“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举荐的时任外交总长兼代理国务总理王正廷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国第一位。
80年前，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在洛杉矶举行，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奥委会主席王正廷委派东北大学体育系学生刘长春参赛，并亲自在上海码头饯行与洗尘。这是中国首次正式参加奥运会，刘长春成为第一位中国奥运健将。之后，王正廷挂帅出征1936年柏林第十一届奥运会和1948年伦敦第十四届奥运会。
王正廷被誉为“中国奥运之父”，实至名归。
如果说，在中英中学，体育只是给予他初恋的感觉，那么，1896年，王正廷成为北洋大学堂（1895年成立时名为“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即今天的天津大学）首届学生，与体育之间展开的便是热恋。该校被公认为开创中国高等教育新纪元，以美国顶尖学府为蓝本，聘美籍教育家丁家立任总教习。中国高校体育运动亦发轫于此，王正廷涉猎学校所开设的各项体育项目，尤其对网球、室内游泳、骑术青睐有加，且尽显天赋。
体育与学校教育水乳交融，德智体三育须齐头并进，这是王正廷求学生涯最为珍贵的经验。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由王正廷1924年发起成立并担任董事主席）机关刊物《体育季刊》“发刊词”中，王正廷扼要阐明：“运动之义大矣哉！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莫非运动之功。习见如此，凡事亦莫不然。故圣人有精神上之运动，有形式上之运动。精神运动，德语、智育可以赅之；形式运动，厥为体育。”
身为国民政府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委员，王正廷终身致力于学校体育的普及与深入。早在1916年，时任中华民国参议院副议长的王正廷返乡探亲之际为父老乡亲创办务本学校。据《时事公报》当年报道，该校“实施最新教育法”。何谓“新”，开设体育课程可视作一大举措。校门外辟有操场，体育设施一应俱全，如篮球场、乒乓球台、沙坑、单杠、吊环。区区一所乡村小学，唯有王正廷方能如此之新。
王正廷堪称中国的顾拜旦。
1889年，年仅26岁的时任法国学校体育训练筹备委员会秘书长顾拜旦组织召开一场体能教育国际研讨会，由此结识英国人布鲁克斯并考察由其1850年创办的文洛克奥林匹亚运动会。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称布鲁克斯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奠基人”。顾拜旦1890年赴文洛克会见布鲁克斯是“急切希望引入英国式体育，在其国人中大规模推广体能教育”。确实，顾拜旦早年留英期间潜心研究英国教育史，并把英国教育学家阿诺特的观点铭记于心：运动是一种自我教育。此届伦敦奥运会吉祥物“文洛克”即来源于这段往事。
运动是一种自我教育。“中国奥运之父”王正廷的人生便是最佳佐证。
奥运，戏台，人
体育漫谈sport · 易芳
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又一次踱步到面前，上台一鞠躬。锣鼓一鸣，戏已开场。
上届奥运金牌榜首中国代表团以396人的浩荡队伍，带着期待，带着未知，带着雄心，带着各自只属于自己的命运，阔步迈进伦敦碗。
我们等着看那个叫刘翔的武生东山再起，那支有玫瑰美名的花旦队绽放，等着欣赏那些小球翻滚于三岔口，那些水花跃动于长坂坡，那些未知的东风在赤壁吹起。396个已经到了英伦以外的运动员之外，有几个人知道，或者说会去关心，可能有多达3960之多的人，都与奥运会有关，却最终不能登上那个舞台。
再参加本届奥运会一次，就能创造和霍尔金娜一样的女子体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纪录的程菲，最终没能登上飞往伦敦的飞机。曾经一度声名大噪，却因为“玻璃体质”而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前中国女排队员赵蕊蕊，这位80后的姑娘其实早已经开始了动漫小说的创作，成功地实现了跨界转型。曾经在上届奥运会突破中国游泳男队奖牌零纪录的张琳，因为他的肺部功能已经只有普通人的58%，不能再次出现本届奥运会的泳池里。
我们看戏的人，想要入眼的，都是角儿，都是范儿，都是上得了台面的功夫。
粉墨背后的故事是属于人的故事，流淌于人性的静流里。看运动，其实就和看故事一样。运动着的是人，承载的是每个人的命运。“我曾经问过队里的年轻女孩们，退役后，你们想做什么？她们说，姐啊，我可真不敢想。我就说，可不能不敢想啊，要放胆去想才行。”赵蕊蕊这样说：“在我们国家这样的体育制度下，你一定要多想想，你还能想做什么，你还能做什么，在你还有几年时间的时候想。不要到了不得不退役，只有几天时间可想时才去想，那就傻眼了。”
举国体制我们不再讨论，它的合理与功过，像许多事情一样，都留与历史评说。而奥运之所以有着恒久不褪色的魅力，除了它四年一度的稀有价值，恐怕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是全人类的聚会，它是超越国别文化一切隔阂，歌颂赞美人性的庆典。纵然每四年才只有短短15天的时间，但是对于这个过度焦虑的世界来说，它天下大同四海一家的核心，还是显得那样的难能可贵。
奥运开幕至今，大戏已经唱了几台——奥运首金易思玲风光无限的同时，铜牌得主喻丹受到冷落引起网络声讨“唯金主义”的争论；孙朴
幕布已经拉开，戏台上的人物粉墨登场，诉说着一语难诉的故事。看戏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换了方式，或是更添了些别样耐心呢。
顺带一提，本来被安排在奥运会闭幕式上进行表演的歌手罗比威廉姆斯退出了演出，原因是闭幕式的时间与他妻子的预产期有冲突。网络调侃：这必然是一个没唱过红歌的！
哈哈一笑。
胡琴起，台板打，看官您且请好。
瞬间·细节的美好
狂风呼啸、雷电交加，香港天文台在下午3点公布，将在晚间6点或以前挂出8号风球，要求并呼吁离家远的人提早下班回家。
4点一过，大部分人便纷纷歪七扭八地往家“逃”了。
冲出拥挤的地铁，走到小区的门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戴着安全帽的管理员，由于我所在的小区入口是一个比较大的风口，因此，他们用红色醒目的围栏为住户引导出一条风较小的道路并在风雨中疏导大家往那里走，一边这样做着，一边依旧用职业的礼貌向每一个拍卡进入的住户问好。走进小区，每一跟柱子之间都被绑上了结实的麻绳，香港的台风有时来势汹汹，一般当挂起了3号风球，小区就会采取这样的应急措施以便路人在风瞬间很大的时候可以抓住绳子不至于摔倒。为了避开雨水，大家都会找有房檐和顶棚的地方走，住户们顶着风艰难的行走着，但没有人往前挤，就这样排着队前行。终于走到了我的楼下，那又将是一次挑战，因为我的楼在一个拐角处，正处于这个方向的风直打的地方，远远的，我就看到有两个保安戴着安全帽站在楼下，当我走近的时候，一股巨大的风把我吹得几乎无法前进，一个劲儿往右偏，他们两个不算魁梧的保安一把拉住我，连推带拽的把我送到了门口，楼内管理员赶紧把门打开把我拉了进去。当我回过头，那两个保安依然坚守在那里，拉住了很多来往的住户，然后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守候下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走进电梯，由于风太大，电梯的门已无法跟着按钮自动关上，楼内管理员便站在外面配合着电梯里按住关门按钮的人，用双手将两扇门推住关上。
台风还在继续加强，他们，小区的管理员、保安们，还在这样一直重复地做着这些事。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任何的不情愿也看不出什么骄傲的表情，被他们帮助的人们也都只是一句真诚的“谢谢”，但并没有人觉得他们是英雄的人物。他们，无论是在风雨中工作的人还是天文台每15分钟更新一次的预警，也都只是在克尽职守的做着这份本职工作，我想，这应该就是在正常的社会文明标准下，每个人认真遵守准则的生活态度吧。
冰蓝／图文
曾有一个“民歌社”
聊书斋chatting · 韦泱
一日，喜从天降。京城文坛前辈袁鹰先生寄赠一册旧籍，书名为《怎样收集民歌》，系丁英编写，沪江书局一九四七年五月初版。袁鹰在附信中写道：“清理书籍资料时忽然发现这本小册子，意外惊喜：它居然还在！我已早就忘却了，你可能有点兴趣。你去看望老丁时，请他看看有兴趣写几句吗？封二给他留着”。老丁即丁英，亦即现代文学史专家，现已九二高龄的丁景唐先生。
《怎样收集民歌》是我见到的开本最小，且页码最少的民国旧平装，此书宽九点二厘米，长十二点六厘米，它比六十四开本的连环画还要小，是真正手掌般那样的袖珍书，只有薄薄的三十二页。这一书名，其实只是一篇二、三千字的文章，谈了收集民歌的两个问题，一是收集些什么，二是怎样收集。继而是一篇《现代民歌书目初稿》，可以算作附录，计有一百多种中外民歌书刊目录，如顾颉刚的《吴歌甲集》，李金发的《岭南恋歌》，锺敬文的《粤风》等。接着是一则《征求各地民歌启事》，落款是民歌社：丁英、吕剑、李凌、沙鸥、袁鹰、廖晓帆、庄稼、刘岚山、魏绍昌、薛汕、苏金伞、马凡陀、端木蕻良等四十一人。这一征集启事，当年曾在各报刊同时刊登过。最后有《编后小记》，文中写道：“感谢昌叔帮助我完成蕴藏心底的小小的愿望，整整的二十年间，荫护着一个幼失恃怙的孩子成长”。丁景唐自幼失去双亲，是叔叔丁继昌将他养育成人，不但供他读书，还出资为他出书。叔叔的恩情，丁先生直到现在仍深铭于心。他又写道：“草拟的书目初稿，虽是一篇备忘录的流水账，花的功夫却也不少。曾经有劳赵景深先生及薛汕、庄稼、于鹤年、居滋春诸兄的校正和补充，惟因极大部分书目系间接引自各图书目录或其他书刊，极难见到原书”。最后，“得谢谢代我为这本小书奔走、校对、发行、印刷的模善、江松、淙潄、勉之、袁鹰诸位朋友”。其中淙潄即丁先生当年的女友，后成为终身伴侣的王汉玉老师。袁鹰与丁先生的友情，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纯厚绵长，一直延续至今。
袁鹰在封三题跋道：“这本小册子引起许多珍贵的记忆。六十多年前在上海，我们几个既无财力物力，又无一个固定的单位作依托，只凭一腔热情的青年，居然成立民歌社，居然向浩渺的民歌海洋发起征集启事，实在是‘老虎吃天’，但是总归走出了第一步，对我们自己有限的生命，也仍是值得纪念的”。
丁景唐摩挲着小册子，细阅袁鹰的跋语，沉思片刻，欣然提笔，作如下题签：“本书篇幅虽小，但意义却大。此书中附录民歌社征求各地民歌，列名者有相当多数为著名诗人、作家，如马凡陀（袁水拍）、端木蕻良等，大家都有兴趣于征求民歌，并对民歌进行研究。本书装帧设计皆出我一人之手，惟封面中的小方木刻，由袁鹰提供”。这幅木刻作品表现的是延安解放区的主题，头扎白羊肚巾的丈夫，正从妻子手中接过幼儿，画面洋溢着舔犊之情，天伦之乐。木刻的创作风格，就具有延安窑洞窗花的那种浓浓的西北韵味。
最后，自然就要谈及两位前辈在题词中提到的民歌社，它是一个自愿组织的民间诗歌社团。一九四六年由丁英、薛汕、袁鹰等发起于上海，目的是为了大力宣传、搜集民歌，推动诗歌创作。民歌社每月集会，讨论相关问题，并开展民歌的创作与理论研究。民歌社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广泛搜集各地、各种民歌。一是直接录自口头的歌谣、曲调、谜谚等，特别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如各种职业——渔夫、乞丐、工匠、流浪人等，如农村的破落、贫穷、灾荒、饥寒、兵燹、保甲长的政风、妇女的被压迫以及一切不平和反抗等。二是间接转录自报纸刊物上的各类歌谣，介绍文字或研究论文等。三是全国各省各县各盟各旗各自治区的歌谣均需要，各少数民族如满、蒙、藏、苗、瑶、侗、羌等尤其需要，不论是汉文，还是少数民族文字（最好是翻译出来），并标明流传的年代、地区。四是各地已经出版的歌谣集，不论何种性质，不论新旧，不论大小。如此看来，民歌社的工作还挺细致的。为了加强与开拓诗的创作道路，民歌社在学习交流和创作研究的基础上，创办“歌谣小丛书”，《怎样收集民歌》就是这套小丛书的第一种，接着还有薛汕的《民歌随谈》等民歌专集。据丁老回忆，民歌社的骨干魏绍昌先生，社交能力特强，充分利用其广泛的人脉关系，找到明星影片公司经理周剑云，免费借得他共舞台（大世界旁）经理接待室，开过多次民歌讨论座谈会，如讨论《马凡陀的山歌》等。室内富丽堂皇，铺着红地毯，四周摆放各色古董。诗友们对如此高档的场所很感惊喜和好奇，因他们大多是清贫知识青年，薛汕、沙鸥甚至居无定所，过着近乎流浪一样的生活。只有袁水拍是银行高级职员。到一九四八年，由于国内形势的日趋紧张，民歌社的主要成员工作变动及流动频繁，民歌社坚持活动了约两年时间后，便自行解散了。可惜，计划中的“歌谣小丛书”也无法续出。
我曾经写过四十年代后期由上海一些大学生如屠岸、成幼殊、吴宗锡等组成的“野火诗歌会”。新诗的发展与繁荣，诗坛的群星灿烂，人才辈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来自民间的诗歌力量，如民歌社、野火诗歌社等民间诗歌社团，以及他们自办发行的诗刊、诗集、诗歌理论专著等。惟有如此，根植于民众与生活厚土中的诗歌，才显出更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公民个性：知识分子精神的出发点
说微知著story · 俞天白
何谓知识分子精神？
知识分子的培养，付出与期望始终是成正比。事实上他们懂得多，看得深，想得远。“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个“高”字里，凝聚了社会对知识分子超乎常人的期待值，他们承载的是国家、民族、家族的希望。所以，知识分子也把承担社会责任、历史使命作为自己终生目标，张载的“兴灭国，继绝世，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典型的表述；而谭嗣同不惜以自己的头颅和热血来唤醒天下民众，则是这一理想人格的具体诠释。所以知识分子之耻也被视为国耻。政治从根本上来说，是正义和良知的产物。在政治运行中，正是这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知识分子成为了人类良知的代言人，扮演了体制牧师的角色，甚至成为了体制的主要构成者。中国儒教所塑造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利用科举制度，弘扬了社会良知，使正义的知识分子精神一直成为体制力量的中坚，即鲁迅先生所说的“民族的脊梁”。这是一。
知识分子，作为站在民族前沿的守护者，社会良知的体现者，追求科学，崇尚理性，必然成为他们必须坚守的职业伦理。尊重事实，直面真实，遵从规律，成为了这一职业伦理基本的信条和绝对不能通融的行动准则。也就是说，对这些体现科学的良知、科学家最基本素质的坚守和追求，必须是至纯、至真、至诚的，哪怕掺半丝虚假，都是对自身职业和良知的背叛和亵渎，为了维护它，哪怕像哥白尼那般给送上火刑场。真理，规律，就是他们的上帝，他们不过是真理与规律的探求者，帮助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灵与肉更加协调和谐相处的奴仆。看起来，他们尊崇、标榜“自由之思想，独立的人格”，并使骨头表现得铁石似的坚硬，其实，在这一位上帝面前，他们并不“自由”与“独立”，反而是最谦虚、最驯顺的。然而，这种“自由”与“独立”，在生活中却体现为独一无二的个性，有时候表现得与怪诞难分昆仲的个性。这是二。
正因为如此，作为知识分子，没有别的荣耀，接近真理，发现与掌握客观规律，推动科学的发展与进步，维护自身作为代言人的独立人格与尊严，就是他们最大的荣耀，在这一荣耀面前，所有的功名利禄，都被视作粪土，为此，往往被人讥为酸溜溜的“清高”，甚至被视作与怪诞同义的不知人情为何物的迂腐。这是三。
凭这三条，就可以想象知识分子精神的缺失，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有人说，一个失去知识分子的国家，不过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如同一个植物人，甚至无法断定它是否还是一个人，更不用说它是否还有生命。说得很有道理。所以要消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首先用物质利诱或暴力威胁他们，达不到目的，不是赶到国外，就是送进监狱，要不就是“软禁”在体制的角落，让他们彻底边缘化，沦为倡优般考据苟蝇的犬儒，使知识分子精神不断的泄散和萎缩。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亡国必先亡士。
眼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需要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精神的时代。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暴力社会、财富社会和知识社会。暴力社会是指早期野蛮时代和极权主义时代；财富时代，指传统资本主义社会，“万能”的金钱代替了暴力；知识社会就不须多作解释了，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已经体现了继后工业时代或者后资本主义时代将出现的社会景象。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对于财富和人类理想的种种表现，已经把知识分子精神阐述得一清二楚了。
且不说阿尔文·托夫勒此论在理论上是否符合老祖宗倡导的经典“科学”，凭我们生活的直接经验来看，还没有拒绝、否定它的理由和依据，需要的是勇于面对现实。而这一切都要从尊重、培养公民的个性开始。可以说，个性，就是这一精神的基础和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