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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不老
话匣子topic · 俞可
欧债危机的焦灼与足球大赛的狂欢，六月的欧洲全然沉浸于这冰火两重天，却放逐欧洲大陆奉献给全人类的一个主题——让-雅克·卢梭。
光绪四年（1878年），出使英法两国的清廷特使郭嵩焘于四月初三在巴黎写下的日记中称卢梭为“乐苏”。这便是最早提及卢梭的中文文献。当时，卢梭在中国的声誉来自于其思想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尤其是1898年上海同文译书局将《社会契约论》上半部内容以《民约通义》为名出版。1899年在两湖书院就读的黄兴购得《民约通义》，“革命思想遂萌芽脑蒂中矣”，邹容甚至为此疾呼“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革命军》），梁启超亦在《自由书》中断言：“欧洲近世医国之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可见，卢梭以其“天赋人权”与“主权在民”思想为病入膏肓的晚清中国及时注入一帖济世良方。
对新世界的热盼实为对新人的呼唤，卢梭塑造的爱弥儿合乎革命者对新人的想象。
《爱弥儿，或论教育》于1762年4月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首版，随即“在教育界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大革命”（S·E·佛罗斯特的《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作为“教育的自然福音”（歌德），后人把它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并列为三大必读教育名著。
1903年7月，上海出版的《教育世界》杂志开始连载《爱美耳钞》（即《爱弥儿》），标“教育小说”，题“（法）约翰若克卢骚著”。翌年，王国维在该刊上发表《法国大教育家卢梭传》。爱弥儿作为张扬个性的儿童之化身，由此衍生的自我、自然与自由遂成为当时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与“五四”前夕鲁迅所呐喊的“救救孩子”如出一辙。《爱弥儿》，与其说是一部饱含浪漫主义情怀的教育小说，不如说是一篇充溢革命主义激流的战斗檄文。1923年，译者魏肇基在第一部较为完整的中译本的序言中写道：“《爱弥儿》尤为他聚精会神底著作，历三年之久而始成书；‘返归自然’底一大狮子吼，不但使十八世纪欧洲面目，为之一变；而在二十世纪底我国，尤有深长的意味。对于虚伪，怠惰，束缚，蔑视儿童底我国教育界，无异投下一颗爆弹。”
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育而言，《爱弥儿》何尝不是“一颗爆弹”？自我、自然与自由，这些个体成长的必要价值虽俯拾皆是，却往往在对教育GDP主义的疯狂追逐中销声匿迹。童年，不是堙没于应试的战场上便是消逝在奔向应试战场的路途中。
“雪地上有几个淘气的小鬼在那里玩，他们的皮肤都冻紫了，手指头也冻得不那么灵活了。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去暖和暖和，可是他们不去；如果你硬要他们去的话，也许他们觉得你这种强迫的作法比寒冷还难受一百倍。”（《爱弥儿》）
今年，这位彻底颠覆儿童命运的爱弥儿恰逢250周岁，而卢梭也诞辰整整300周年。朽迈乎？列夫·托尔斯泰答曰：“卢梭不老”！
有本事才敢出来混
体育漫谈sport · 公孙欠谀
欧洲杯两场半决赛像是农民起义，朝廷军队溃败，亚平宁农民起义军的大将是巴洛特利，如果他学习过中国历史的话，他的偶像应该是刘宗敏。德国人号称战车，像是女版的QQ，彩色斑斓得如主教练的着装，高富帅中看，经不起蹂躏，接不住拳脚，况且中间还有人叫小猪。岁月不饶人，克洛泽老了，是战车里唯一的70后，斗得过流氓，打得过小三，也熬不赢时光，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龟”，缩头的就该挨打；伊比利亚内战很可怕，以牙还牙咬得紧，博斯克是朱元璋附体，“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棉里藏针，从老鼠洞里面掏八宝煮粥喝，布贩徐寿辉、盐贩张士诚，哪是他的下酒菜。中国的绕口令说西班牙人吃葡萄牙葡萄架上的葡萄，就不吐葡萄皮，葡萄架上结的葡萄是C罗，C罗是有功夫的人，但命不好，要么是武松，要么是林冲，要么是令狐冲，一身武艺，总是出拳不顺，一路都碰上些不想见的人，在皇家马厩里吃饭，对门蹲着个穿蓝白竖条衫的小个子阿根廷打工仔，一不防备就“巴衫摞那”露出蓝红竖条衫，给你一老拳。就是在自己家里吃饭，隔壁住着一群葫芦娃，喷水的吐火的铁头的，都是藤本植物，难缠！闹心！葡萄藤缠不过葫芦藤。据说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说话不用翻译，就像云南人和四川人一样，除了一个说“龟儿子”，另一个说“死丫子”，都是骂人的，都能听懂。输了点球后，C罗好像不太悲伤，甚至还有些释然，终于摆脱这“龟儿子”欧洲杯了，还有这群“死丫子”。
伊比利亚和亚平宁的对战出现在决赛，中国时间2：45。意大利人能走到这一步不错了，应该知足，用打德国人的办法打西班牙就错了，用撵兔子的本事打鸟，依人的小鸟都愤怒了。开场几分钟，明眼人就能看出，打赢德国人的意大利今天要走狗屎运了，复习了半天辨证唯物主义，卷子上的考题却是生理卫生……
一看二慢三通过，意大利人都是在中国考的驾照，西班牙人骑的是自行车，动作小，方向灵，像刚刚参加完环法，懂得控制比懂得进攻更重要，直传短跑决定了他们将进球，小范围一脚传球决定了他们将获胜，脚下功夫太细了，像舌尖上的中国龙须面。应该感谢“皇家马厩里”和“巴衫摞那”，激烈斗法与竞争的结果不是瓜迪奥拉和穆里尼奥个人荣誉，而是结了满藤技术精湛的葫芦娃，巴洛特利刘宗敏，勇敢打不赢技术，双拳难敌四手。比利亚、普约尔，葫芦娃中名气最大的那两个还没有上场，正在场下玩手机，看非常了得的兄弟们一站到底。
巴洛特利没得冠军也不亏，赢了人气和同情，从二线来到台前，从球场内衍生到场外，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出镜率永远是第一位的，出名先出镜，出了名了也还要出镜。穿个深V露个背或是布条衫出来，先是车展，后是房展，混个脸熟，脸不熟也混个胸先熟，脱得越多，熟得越快，这是中国现阶段的成名法则。前些天的戛纳，中国影人穿红戴绿跟赶集似的，在红地毯上来回窜，法国城管都出来了，为什么？争夺限量版的出镜名额，建议明年戛纳电影节改中国来，叫戛纳（中国）国际电影节，红地毯由长城公司资助，铺在八达岭上，沿途设400个医疗救助点，抢救虚脱者。
终场哨声响了，4：0，国际大赛决赛罕见的比分，西班牙赢了，赢在适销对路，博斯克赢了，赢在阅人无数。蝉联欧洲冠军，中间夹一次世界冠军，实致名归。
没有点本事哪敢出来混！
瞬间 focus ·苏屋村探访记
香港有高达47%的人口是居住在公共房屋内（政府出租的房屋，俗称“公屋”），居民在公屋内居住往往超过三四十年，经历两至三代，在朝夕相对、共同生活的空间里，孕育出独特的“屋村”文化。
苏屋村，位于九龙深水埠区，靠近长沙湾方向，是老香港政府公屋的代表，建于上世纪60年代，而现在即将拆迁重建，我便怀着好奇心打算走近它看看庐山真面目。那片地方我并不熟悉，挤满了各种楼宇，在众多公屋、居屋中间也不乏林立着几栋高级楼房。但总的来说，是人口聚集地和老一代香港人居住的区域。
这里从外观看，并不象想像中的政府公屋，至少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每栋楼也都有一个自己的名字，比如“百合楼”“荷花楼”之类的，都是些略带着小小温柔的名字。上了扶梯，便到了苏屋村的第一个中心区，房子里面是不让进去的，站在院子里，丝毫感受不到寒酸和艰苦，只是，人气也少的可怜，大概是已经拆迁了一批的缘故吧，环顾四周，一个行人都没有，只在拐角处的地上坐着一位大叔，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沿着上坡前行，两边已是拆迁完毕正在重建的区域，被铁皮围着，一路走过，还是没有一个人。傍晚时分，摄影任务完成的差不多了，一份探寻他们生活的好奇油然而生。又绕回到进门处的小天井，轻轻地走到住家的边上，假装住户般坦然经过，有晚饭飘来的香。在一家半敞开的门前，我努力的朝里面望了望，不禁地怔住了，一个大约不到10平米的房间，上下一共4张床，顶头有一张桌子，上面堆着无数的东西，门边是一个灶台，上面也堆砌了不少杂物，想是做饭时才会挪开使用而平时也当作桌子的吧，一个女人正坐在床边看着一个10寸左右的小电视，手里拿着一个什么东西缠绕着，看不清楚，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吗？也许是的。
一般来讲，这种公屋都不临地铁站，早年间，这里并不通地铁，只有2辆公车作为往来的交通工具，现在在不远出便是长沙湾地铁站了。
冰蓝／图文
问题的关键不是批评而是建设
——评孙月沐《我眼里的百姓民生》
聊书斋chatting · 潘启雯
在中国当前的国情和语境中，若想成为合格且能有所成就的公共知识分子，至少需要具备几个方面的专业知识积累：其一，历史文化，包括中国的和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其二，经济学；其三，法学；其四，自然科学；其五，道德哲学。以此眼光审视著名媒体人、时评家孙月沐的这本《我眼里的百姓民生》（时代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相信多数人会同意，孙先生基本配得上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称号。坚持带着镣铐跳舞，往往正是这类有追求有坚守的中国媒体人、时评家的选择。他们在言论的舞台上，与社会乱象、资本、权力抗争留下的镜像，令人崇敬，亦生省思。
《我眼里的百姓民生》中很多文章是从政府出台的重要文件开始谈起，表达忧思，给予建议，更重要的是，在字里行间契入冷静的批判。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有成功的欣喜，亦有“无所适从”的迷惘和阵痛。基于此，《我眼里的百姓民生》涉及的话题不离四端：“官泰——民安”即民权，“法治——民主”即民主，“民本——民生”即民生，“民享——民建”即民建。在这“四端”视野的观照之下，孙月沐的笔墨重在细部勾连，由此便产生了“旁观者清，远观以达”的效果，继而引申出对于中国社会和民生发展的理性思考与人文关怀。当然，在如履薄冰的民生改革进程中，“把脉民生疾苦，扣问百姓忧乐”，其旁观、后顾的意义并不低于前瞻。
“这个世界会好吗？”据说，这句话是国学大师梁漱溟的父亲梁济的疑惑，他曾亲口问过梁漱溟。“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今天看来，梁漱溟当时的回答不仅像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所谓“我是怀疑主义者，因此我不可能是悲观主义者”，更类似欧洲趋势大师马蒂亚斯·霍尔茨的乐观主义：“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未来，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好。世界每天都为我们带来了一点点小奖赏。”打住，怎么有点像“田园牧歌”？与众多海内外学者对世界或对百姓民生的“乐观”态度相反，孙月沐的“百姓民生观察”显然渗透着一种深刻的怀疑：“权在官之手中，权为民所谋了吗？相应的，情为民所系了吗，利为民所谋了吗？”“民生何从依傍？”
时间证明，《我眼里的百姓民生》记录是对的。住房、就业、教育、收入分配、医疗改革、社会保障、文化民生……有些问题，是无法解答的，它们在时间的绵延中缓慢聚集更多的疑问，绑架人的自信，使人变得更加谦卑、更加宽恕。有些问题，本可以给出明晰的答案，但是因为各种原由，这些答案被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孙月沐谈论和评论的问题，属于后者。他不惮于给出自己深思熟虑的解答，尽管，他并不自信自己的解答能否有力煽动那些本该直直走向问题的人们。人们或许能想像出这个坚毅慧敏、两鬓微白的男人，眼神深邃而略带清幽的“迷茫”。谁都不自信，能以一己之力，奔跑着将人们带到问题的内核；谁都不自信，公共权力的执行者能被一个明晰的答案打动，从而心无旁骛、聚精会神地解决问题。但是，我们都没有权力忧伤，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是理性，而且是建立在高度共识之上的集体理性。
以“表达权”为例，孙月沐指出，将群众的意见、建议、呼声、要求中的合理的、有用的哪怕是刺耳的、让人面红耳热的怪话、抱怨话、牢骚话甚至骂娘话——只要是合理的、有用的话，都来一个“洗耳恭听”，来一个“兼听则明”，来一个“择善而从之”。这才叫“关开眼路”，这才叫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思想。否则，或者会出现万马齐喑，大家都闭上嘴“不表达”；或者会出现祥林嫂那样啰里啰唆说话没人去听的“伪表达”。还有一种也是“伪表达”，即，领导左耳听，右耳出，你说你的，我干我的，老百姓“说话”全然成了“浪费表情”。不管哪一种，都是与“听取表达”大相径庭、背道而驰的。本是常识，却又为何需要加以重申与强调？个中奥秘，值得深思。
其实，理想状态尚未完全到来、失忆的状态仍在互相攀援扩张、教育持续失落、科学变得可疑、政府效能问题积重难返、信任危机日趋“恶劣”……这一切弊端对我们而言都不陌生，只是我们早已习以为常，或是无力改正。对此，孙月沐的所有评论似乎并不表达忧伤，甚至连忧虑，都很内敛。也许，作者觉得自己做的，不是挑战，而是保证不梦游，保证所说的话不是语焉不清的喃喃自语。另外，他也深知问题的关键不是批评而是建设，在不少评论文章里，他用得最多的词，是“不应”、“必须”、“需要”、“理应”、“应当”、“恐怕”，切切之心，无遮无拦。虽然现实加剧了作者的焦虑，但本书中提到的很多问题和题解，除了质疑与批评外，还都包含着乐观的暗示：“我们从不用非常感性或者不正式的语言说话——我们尽力分析体制，谈论一个好的设想或愿景为什么无法变为现实。”这既是作者的良苦用心，也是《我眼里的百姓民生》带给人们的启发和警示。
迷失生活目标：抹杀个性又一个弊端
说微知著story · 俞天白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属于高档次的“混”。生活目标的迷失，才是真“混”。
仿佛是与钱理群先生们做呼应。在互联网上，一篇匿名的题为《一名大学毕业生的反思》万言长帖，同时引发了国人的密切关注。对于教育质量的讨论，当然包括大学教育现状的讨论，从学者专家走向民间，一时间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份帖子很长，但传播之快之广这一现象的本身，就说明了其受关注的程度非同一般，凡将该帖完整读完的人，无不为作者所写的最真实、最露骨的大学揪心不已。
这是一个有良知的匿名学生，他揭露的，是在校的混浑浑噩噩，对生活失去目标和信心的一群。而且，在大学里占多数。匿名长帖写道：“与我之前在书中读到的宁静的大学校园不同，这里各色人等纷纷扰扰，大小汽车进进出出，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商业海报或者广告，草坪上遛狗的大妈悠然自得。那种在中小学可以听到的琅琅书声在大学里却寥寥无几”，“晚上十一点后，应该是夜深人静、正值休息的时候，如果你此时走进大学里的男生寝室，你绝对可以看到他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打游戏、玩麻将或者看武侠小说，好不热闹。鲜见一起读书、共同讨论人生智慧的场景，相反可以看到很多的大学生去网吧包夜，或者在寝室联机打游戏，他们的日常交流沟通内容就是游戏，以至于很多学生迫不得已，为了和同寝室的哥们‘打成一片’而‘学习’打游戏。游戏已经成为了大学里男生的主要‘学习内容’，而且不少人发奋用功地学习了四年”……
学生如此，大学的管理层和教师又是如何？是不是都像钱理群先生这样焦急、无奈？
非常遗憾，钱先生与与会者，都属少数。
不信？那就请看看《中国大学的五种“重病”》。这篇文章刊载于今年1月8日《羊城晚报》，作者温儒敏，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历时9年。他所举的“重病”，都是大学教师和管理层的表现，较之前文，正好构成了供我们全面思考的第三个维度。文章较长，择其要者有“市场化”、“平面化”、“官场化”等等。像市场化，症状是一派“创收”景象，什么班都有，都是老板班、赚钱班，“只要有钱都可以在北大找到讲台。结果弄得大学生刚刚进来就心急火燎，找各种赚钱门道”，在这局面下，大学生当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而学，面对所开的课程正如匿名贴所写：“学生彷徨，不知道这个专业的社会发展方向和主流是什么，老师也根本不了解这些专业到底要做什么，看什么专业热门好找工作，就赶快‘上马’一个专业，拼凑一些‘课程’出来糊弄人就完事了。就这样陷入了‘专业思维’而不能自拔”。“官场化”又是如何？其症状是按官场那一套给学校定级别、给学校管理人员套行政级别，于是造成管理人员都是外派的，不懂业务，很难进入状态。于是在各种场合都相互称官衔，让人完全沉浸在政府机关的气氛中，于是官本位弥漫，其结果，温儒敏的文章作了如此描述：“官本位造成人身依附，造成知识分子丧失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力，失去头脑，失去灵魂。传统宗法制度和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的劣根滋长，腐蚀了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大学精神”。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当代大学，就是这样在抹杀学生个性的同时，抹杀了自己的个性的。而这种结果，反过来进一步抹杀了整个社会公民的个性！
总之，不管是高档次的“混”，还是低档次的“混”，还是五种沉疴使高等学府丧失了博雅的“大学精神”，都说明了时下中国面临的一个十分揪心的现实：知识分子精神正在大面积的、悄然的被逐出我们社会。
是的，我说的是“知识分子精神”。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在更多语境中，它不仅指一个人，一种身份，一种职业，一个社会群体，一个社会阶层，而是一种自由独立的精神，这就是知识分子精神。我们急需知识分子精神的重新凝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