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期间，美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了顺差。随后的10年里，贸易顺差在对欧洲贷款还本付息以后仍有盈余。高关税依旧，抑制了美国进口，有利于创造贸易顺差。还本付息之后，美国成了净债权国。因此收支顺差继续扩大。对外收支的失衡，成了美国的包袱。1928年，顺差高达10亿美元，而此前的1923和1926年，只有3750万美元。贸易顺差无论大小，都必须予以平衡。其他逆差巨大，且还得偿还债务的国家必须以某种方式找到弥补对美贸易逆差的手段。

    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里，国际收支差额用现金来平衡，也就是向美国支付黄金，以及依靠美国向其他国家举借新的私人贷款来弥补。国际贷款竞争一直非常激烈，腐败和行贿不幸变成了竞争手段。1927年，秘鲁总统的儿子因帮助W.塞利格曼公司和国民城市公司把5000万美元贷给秘鲁，收受这两家公司45万美元的酬金。在考虑这些贷款业务时，银行往往很快可以忽略不利于债权人的因素。国民城市公司总共向秘鲁发放了9000万美元的贷款和债券。由于政治风险太高，举借这些债务的勒圭亚政府被暴力赶下了台，而贷款最终无法收回。

    因此，美国的对外经济状况必须进行根本调整。一些国家不可能，至少不可能长期通过支付越来越多的黄金来弥补自己的贸易逆差。这就意味着它们必须增加对美国的出口，或者减少从美国的进口，或者无法履约自己欠下的贷款。增加对美国出口的可能性被胡佛总统和美国国会大幅提高的关税排除在外。因此那些国家只能拖欠一战的债务，以及减少从美国的进口。美国的出口急剧下降，种植小麦、棉花和烟草的农民深受其害。

    而在这一切发生后，需要的是政府迅速有效的刺激政策以及恢复监管，但是主张“预算平衡”的两党在这一点上达成了空前的一致。共和党以此为最高原则，民主党则以此为1932年的竞选纲领。从1930年的情况看，预算远非平衡。因此，平衡预算意味着增加税收、减少支出，或者同时增税节支这种简单世界里的简单规则很难适用于30年代日趋复杂的现实。尤其是大量失业改变了这种规则。

    同时，政府对通胀的恐惧加强了对平衡预算的要求，同时还抑制了降低利率、增加信贷的努力。美元贬值是绝对不能考虑的问题，这会直接亵渎金本位制度。货币政策在当时是一种靠不住的东西。拒绝运用财政（税收与支出）政策和货币政策，就等于拒绝执行任何积极的经济政策。两党领袖均拒不采取有效措施来制止通货紧缩和萧条的蔓延。1929年的经济政策，教条主义战胜了思想，意义影响深远。（完）

    根据约翰·加尔布雷思著作《1929年大崩盘》一书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