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基本面每况愈下：商品价格不断下跌，铁路运输量以及钢铁、煤炭和汽车产量都在下降，最终导致工业生产总指数下降，这一指数甚至比一战后发生大萧条的1920-1921时期下降得都要快，尤其是贵重商品的购买力下降。据说，纽约城无线电收音机的销量自股市崩盘以来减少了一半。

    于是，胡佛先生如凯恩斯主义者们所建议的那样，宣布削减税收。个人和公司所得税税率各下调一个百分点。这样，一个收入4000美元、无被赡养者的单身家庭可以减免2/3的个人所得税；收入1万美元、无被赡养者的已婚男子可减免一半个人所得税。减税幅度不能说不大，但效果甚微。因为减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没有意义。

    除了减税，胡佛先生还沿用了美国人生活当中最古老、最重要——但很不幸，也是最不被理解——的习惯做法，那就是召开会议。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人们因很多原因聚集在一起开会。他们需要互通信息，或者相互说服。但是，至少也有很多原因使得开会不是为了解决问题。有时候，是因为召集人想寻找志同道合者，或者至少是想避免单独承担责任。还有一些会议要举行，不是因为有问题亟待解决，而是因为有必要营造一种正在解决问题的印象。这样的会议不但能够取代行动，而且胜过行动。

    务虚会议不能解决问题，这一点通常倒也不是什么令与会者感到为难的严重原因。有人已经想出许多方法来对付参加这种会议的难堪。因此，“交流思想”是最为好用的名目。凡是交流思想的会议都是有益无害的，这样的辩解几乎无懈可击。几乎很难找到可以说没有交流思想的会议。

    对于推销员和销售经理来说，务虚会议除了完成日常工作外，还可以和同僚建立同志般的情感，了解彼此性格，和酒精刺激说话的灵感。

    大企业的CEO们召开务虚会议，是因为他们错误地觉得某个完全不同的问题非常重要，需要讨论研究。这种会议的意义不在于交流思想和得到同志般的精神奖励，而在于一种严肃的行使和召集会议权力的责任感。大公司领导人的报告即使平淡无奇，毕竟还是大公司领导人的报告。内容上的欠缺可以用权力来弥补。

    务虚会议几乎成了胡佛总统摆脱他在1929年秋天所处困境的绝好办法。除了适度减税之外，胡佛先生明显不愿意为制止加剧的萧条而采取任何大规模的政府行动。务虚会议的频频召开，表明白宫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同时又给人以确实印象他们在采取行动的感觉。同时，报纸也采取合作态度，强调会议的重要性。

    最重要的是，对于能做什么，与会的白宫官员、州长、工业家，以及商业、劳工和农业方面的代表，当时也没有确切的把握。

    根据约翰·加尔布雷思著作《1929年大崩盘》一书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