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各国经济发展潜力和发展模式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索洛发展模型。其主要思想是探讨资本存量、储蓄率和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关系。一个经济体如果具有低资本存量和高储蓄率的特征，那么它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以较高的速度发展。较低的资本存量导致每年的折旧小于新增资本形成，而高储蓄率为新增资本的大量形成创造了条件。比如，索洛经济发展模型在解释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西德和日本的经济奇迹时，发现这种发展速度完全可以用模型来阐释。如果说一定有奇迹的话，那也是索洛模型所蕴含的数学之美。

    当然，索洛模型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即这个模型仅仅反映了物质资本存量的边际效应，对于知识和技术积累的研究没有多少涉及。不过，后来学者对于索洛发展模型的探讨和反思，导致了新的重要结论：即物质的资本积累会呈现边际投资报酬递减，而知识和技术的积累会导致边际投资报酬递增。这个发现意义深远：一个国家如果持续对于知识和技术进行投资，就可以避免在物质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发展速度的突然停滞，如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如上所述，知识投资呈现边际报酬递增，则人力资本投资对于解释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更是至关重要。

    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很低，大概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这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有关。中国的教育发展水平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上述三个原因，我想是可以完全解释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但如今，这个发展速度似乎遇到了严重挑战。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蔓延和深入，以及中国自身发展的瓶颈问题，GDP年度增长率从2007年的高于12%，直跌至2008年4季度的6.8%。真的如某些人所说，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低增长阶段吗？或者中国需求真的没有了吗？

    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很低，相对应的，中国的资本回报率高达12%以上。这么高的资本回报率表明我们的资本存量水平离均衡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中国未来的投资对于全世界的投资者都将长期保持吸引力。中国的储蓄率居高不下（应该是太高了,导致消费需求相对投资不足），相比于巴西和俄罗斯等其他金砖国家，较高的储蓄率意味着较高的资本累积速度和较高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教育投资政府投入不足，欠账较多，劳动力素质提高的空间还很大。如果政府能够制度性的持续增加教育和医疗卫生等人力资本投资，则经济的长期增长空间将更为广阔。

    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短期外需和内需的休克，我们面临的机遇则是借此大力推动体制和发展模式变革，快速高质量地释放我们的长期增长潜力。居安思危，大多数的个人很难做到，作为一个国家，则尤为难能可贵。在经济发展速度连续多年保持10%以上的高增长时，做结构调整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也许仅仅停留在盛世危言的阶段，无法付诸行动。但遇到危机，则推动改革向前发展的种种重大阻力也将因此松动。回想不久的过去，1993年当中国经济发展停滞时，邓小平南巡讲话打开了中国经济体制重大变革的大门，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果断改革财税体制，加入了世贸组织，发展了全国性的房地产市场，奠定了中国经济2002-2007年10%以上高增长的基础。

    今天，我们面临的困境，或许更是机遇大于挑战。应对地好，中国经济在短期波动后又将进入另一个高增长的时期。用历史的眼光看两会，对于转变发展模式和提振消费空前重视，大量宝贵的财政资源投向医疗教育和民生领域，也许标志着经济转型的真正开始。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于中国并不一定就是祸。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更表明我们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不仅在思考，也在开始行动。

    (交银施罗德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