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敢为天下先（下）
1994年，温州苍南县钱库镇箱包生产是在街边作坊里经营的，箱包是该镇的主导产品。今天，位于北京西单商业街，美特斯·邦威形象店替代了原来的西单赛特商城。夜晚，霓虹灯映射下的美特斯·邦威品牌，让行路人条件反射般地会跟着念出“不走寻常路”。
记者随行手记
当“一方水土”做到温州时，我们感觉她与上海、鼓浪屿不同。感觉不是真实的现实，于是编辑部派了我们两名记者去完成温州的采访任务。
一见到温州机场，其中一位记者就愣了（另一位几年前下机时也有这个动作），温州机场如此得小，如此得乱，跟这个城市的名声不怎么匹配？后来听温州人讲，当年的这个机场是温州人集资修建的，就连收取机场建设费也是温州人的发明。
来之前，曾听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温州人自夸温州人的一句话：“温州人是吃鱼长大的，自然聪明”。到了温州发现，卖鱼的多，卖鱼丸的更多。因为时间，街边的鱼丸只享受了一次，接待方还真是每顿餐食都安排了可能离开温州后永远也吃不到的各种鱼。几天鱼蛋白的强化补充是否会让自己变得聪明，不得而知，味觉还是得到了充分的积累。但对于两个纯北方的记者来说，印象最深的还是麦饼，吃到嘴里味蕾非常享受和满足，心想，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碳水化合物这样的家常便饭，是大家心中最美的食物。
千石镇的奥康皮鞋因为奥运，名气在北京上升。这次有幸在她的家乡选购到了一双红色小跟皮凉鞋，有了她整个温州马不停蹄的采访，没让脚委屈过。
对温州城市交通的印象就是四个字：不讲秩序。各种车辆左转右拐地往前钻，谁也不顾谁。
我们眼中的温州像个万花筒般难以把握，从温州采访回来四个月后才完成“温州——敢为天下先”。落笔之时，想的最多也是最迷惑的：温州人的胆识哪来的？难道自古温州就是水（死）路一条，注定温州人不盖盖子，“不走寻常路”？！
温州，民营企业的发源地；温州，体制创新的摇篮。从社队企业到家庭作坊，从挂户经营到股份合作企业，从有限责任公司到股份制企业，纵观30年温州民营经济的成长，每次打破桎梏都带动体制转变，这是温州模式最独特的地方。难怪有人形容，温州的成长与张驰的政治如影相随。
分享奥运蛋糕的不止是奥康。温州的均瑶集团早在
这大概是“温州制造”最大舞台的亮相，也是温州民营经济改革30年成果最绚丽的展示。
温州，民营企业的发源地；温州，体制创新的摇篮。从社队企业到家庭作坊，从挂户经营到股份合作企业，从有限责任公司到股份制企业，纵观30年温州民营经济的成长，每次打破桎梏都带动体制转变，这是温州模式最独特的地方。难怪有人形容，温州的成长与张驰的政治如影相随。
温州的事实永远走在体制前面。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和开放的国策。但事实上，温州的民间萌芽早就开始了。当时在离温州市区40多公里的一个叫柳市的小镇上，已经活跃着近50家生产低压电器的家庭企业。柳市有一个叫郑元忠的小伙子当了两年低压电器供销员后就成了“万元户”。
到了1982年底，温州1200多位“复辟典型”、“尾巴”被市委奉为“座上宾”，其中的35位代表分别在会上介绍了经验，畅谈了“致富之路”。在发言的代表中，有一个年龄35岁、当时最大的林业专业户周人正，他承包了2000亩荒山，忙时雇工100多人，平时雇工也达到40多人。马克思的《资本论》定义说：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就在周人正上台演讲的当天，《温州日报》在一版和二版分别刊登了关于他的事迹的消息和通讯报道。
1987年的温州人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家庭作坊，悄然出现了“挂户经营”，也就是后来学者们说的戴“红帽子”，数不清的家庭作坊只需要支付一定费用就可以选择挂靠集体企业。温州地区实行挂户经营较早的苍南金乡镇，1985年挂户企业已经发展到61家，占全镇企业数的一半以上。
仍然是1987年，温州股份制企业也出现了。为了民间资本的破禁，温州苍南县委办调研室黄正瑞做出的股份合作制研究，被称为是“温州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理论创新”。紧跟着，温州市政府颁发《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不过，当理论出现的时候，农民联户、合股等形式企业已经占据了温州工业总产值的27．8％。同年11月，温州市政府颁发了全国第一个关于股份合作制的地方法规——《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历史总是做出最公正、最完整的记录。
1993年，温州成为全国第一个提出了“质量立市、名牌兴业”的战略口号的城市。并随后颁布了《温州市质量立市实施办法》，这是中国第一部主张质量立市的地方性法规。
正当温州民营企业从国有企业当中杀出一条血路时，他们面临更强大的对手——外企的进入。1994年，一家名叫佐丹奴的外地服饰专卖店在温州悄然开门迎客。由佐丹奴带来的新名词“特许经营连锁店”在温州的服饰企业老总中间“热”起来了。于是美特斯·邦威“借网捕鱼”，在国内服装行业率先采取“虚拟经营”模式，走品牌连锁经营的发展道路大获成功，成为鞋服行业运用此模式的典范，从此之后，森马、高邦等服装企业都借鉴此模式，也逐渐发展了起来。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全面启动和国民经济发展进入结构调整新时期，温州原有发展市场经济的“先发优势”逐步丧失，温州企业发展进入制度创新阶段。从无到有地生长起来的温州企业在对阵有上百年历史的外企时，最为缺乏的是资金、规模和企业文化。它们拥有的，是中国这个大市场。解决的方法是上市。2000年前后，温州企业“拒绝”上市，主要害怕对企业失去控制权。2003年底由温州市政府举行的“2003温州企业上市推介会”，上市冷的现状得到改观。
2006年4月，生产“SORL”牌汽车配件的瑞立集团，结束了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26个月的柜台交易和小资本市场历史，正式在纳斯达克主板挂牌交易。成为温州第一家境外上市的企业。如今，更多温州企业排队等待上市。
温州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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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8月，第一座农民城苍南龙港镇成立，筹资1.2亿元。
●1984年，温州平阳毛纺厂成立全国第一家私营业工会。
●1990年，第一家规范的股份合作制私营企业是苍南县桥墩门啤酒厂。
——访温州经济学家、温州大学教授马津龙
在对温州民营经济制度创新的采访中，记者遇到诸多问题，如温州民营企业的体制创新与浙江其他地方有何不同？温州人为什么能实现体制创新？带着这些思考和问题，记者采访了温州经济学家、温州大学教授马津龙。
记者：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阶段。
马津龙（以下简称马）：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家庭企业为普遍形式的初始阶段。时间是上世纪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中，家庭企业是最普遍的组织形式。
自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前期，温州民营企业的制度创新经历了以“股份合作制”为典型的过渡阶段。
1990年代以来，随着公司制条例和公司法的先后出台，公司制企业逐步成为温州民营企业的代表形式。
从股份合作制企业向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特别是企业集团的演变，是温州民营企业在制度结构上从非正规制约向正规制约的进一步创新。
记者：温州民营经济初创崛起时期，温州民企勇于进行体制创新；二次创业中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进行经营模式的创新，出现了产业集群、虚拟经营和较早的“走出去”跨区经营、跨国经营；近年来，正在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进行全面创新，可以说每个阶段温州民企都在探索创新中提升和发展。温州为何能这样做？独特条件是什么？
马：我是温州30年历史的见证人，你提到的问题，说到底还是温州人精神，就是“敢为人先”。温州人“敢为人先”表现在哪些地方？一是体制，也就是所有制以民营经济为主；二是机制，也就是经济运行机制是市场的。这个特征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时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上世纪90年代末。在这个时期，人家还是国有经济为主，温州已经民营化，人家还是计划经济为主，温州已经市场化，这就是“人先”，“跑”在全国前面。温州经济最大的特色，就是“活”。活的原因一个是市场主体，一个是市场运作。所以温州人的创新是市场带动的。
记者：浙江其他地区、苏南的民营企业也有这个特性，并非温州独有。温州人的所为应该有更深层的原因？
马：没错。我记得
温州地处东南沿海和瓯江下游，自古以来，既是传统农业生产大为发展的地区，又是一个贸易发达的沿海地区。温州这种区域性的商业特征，跟大海有着深层次的联系，海上交通的发达给了温州人外出谋生的机会，也逐渐铸造了温州人四海为家，喜欢闯荡的个性，这是温州人精神中最深刻的根源。
大海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交融在一定的条件下就孕育了独特的温州模式。温州的商业文化与传统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痕，一旦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刚性有所松动，便会寻找自身发展的突破口，形成对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背离”，这是温州推行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因。温州小商品从一开始就绕开当时计划经济严格的产品范围，以市场为起点和归宿，市场和商品相互刺激，形成良性循环。因此，温州模式不是产生于城市中心，而是在温州广大农村城镇产生的。
在30年时间里，康奈以市场为依托，不断地进行着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从红象皮鞋作坊，鸿盛皮鞋皮件厂，长城鞋业公司到康奈集团有限公司，康奈始终致力于实现从“鞋类制造”到“鞋类创造”，从“出口创汇”到“出口创牌”的跨越。
作为温州皮革协会会长，郑秀康颇具长者风范，在温州甚至浙江鞋业中，无论做企业的年头，无论年龄，无论江湖地位，他都堪称老大。他准时来到会议室，并无多余的话，在近两个小时的采访中，几乎不假思索地向记者讲述了“家喻户晓”的康奈成长故事。在记者看来，这是一部经典的民营企业的温州版本故事。
下面是本报记者采访郑秀康的实录。
“红象皮鞋作坊”初创业（1980－1988年）
温州资源太缺乏了，劳动力安排不了。当时我家里很困难了，爱人身体不好，还有两个孩子，我得养一家人的生活。听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就坐不住了。我决定做消费品，要么做沙发要么制鞋，而最终选择制鞋，是因为家里的住房太小了，一家老小挤在只有
1978年学做鞋时，我已经33岁。人家3年才能学成的做鞋技艺，我仅用40多天，就做出了自己平生的第一双皮鞋。“郑秀康能做鞋子”的消息很快传到工厂领导的耳朵里，厂领导把已经是副厂长的我找去谈心询问，我也不敢承认，只好说：“是我老婆在家里瞎做做，不是我做的。”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算了一笔账，现在偷偷地做，每天也能做三双，一个月下来，挣的比工资最起码要多三倍，如果辞职专心做的话，则会挣得更多，媳妇孩子的生活就会更好点。就这样，家庭作坊式地干了5年，1983年我向单位正式提出了辞职，下海当了一名小鞋匠。
1985年的一天上午，我获悉了国家政策允许个体户办厂的消息，当天下午，我就去注册了鸿盛皮鞋厂，并注册了鸿盛商标。鸿盛皮鞋也很快进入了杭州、上海等大城市。
1987年，杭州武林门发生了“火烧温州鞋”事件，温州鞋不好一下子传遍了全国。当时全国都不要温州鞋。
“长城鞋业有限公司”创品牌（1989－1995年）
这一时期，温州鞋从全国市场退出，隐姓埋名地借牌生产。87、88两年，我到上海贴牌，我想这样贴下去就危险了，我的牌子变成上海的了。
一定要重振温州鞋的牌子！于是我到上海的国有鞋厂，广东的台资鞋厂去考察，而后又飘洋过海到了世界制鞋王国——意大利。我被意大利现代化的制鞋技术和工艺所震撼。
1989年，我带领全体员工进行第二次创业，租用温州市粮食复制厂闲置厂房，改名为“长城鞋业有限公司”，寓意打造质量与信誉的长城，当时员工已达200多人。
1990年，公司投入120万元进行技术改造，成立了专家组，经过3个月攻关，建成温州第一条机械化绷帮生产流水线。用机械化的概念做鞋，这是非常重要的改革，即把复杂的工艺简单化了。这一改革标志着温州制鞋业告别手工生产时代。
1992年，我注册了名为“康奈”的商标，意为“健康发展，其奈我何”。“埋下头认真做事，昂起头走向世界”成为康奈的企业文化。
1993年，公司调整产品市场定位，生产欧版高档“大利莱”皮鞋。这种鞋工艺难度大，机械化程度高，我们攻克了难关，使高档欧版皮鞋首次在国内鞋业界顺利投产，皮鞋档次与价格同步提升。当时上海生产的品牌皮鞋零售价不足100元一双，康奈高档皮鞋零售价却已达到400元一双，而且供不应求。
“康奈集团”接轨世界（1995年——今）
2000年以后，国内市场的扩张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发展需要，我们必须走出去。2001年我们在世界时尚之都巴黎开起了专卖店。我想，要开就开到巴黎，那是一切世界品牌汇集的地方，只有在那里才能知道自己的实力如何。在国外，中国鞋向来是低价的代名词，这下中国鞋居然要在巴黎最热闹的地方开专卖店，老外持怀疑态度。他们不相信中国鞋也有品牌，也敢到巴黎来开店。紧接着，我们又把店开到了罗马和纽约。
我并不讳言，康奈鞋在那里始终要与同档的国际品牌保持20欧元左右的价格差距，如果我们把价格定得和他们一样，鞋就很难卖出去。
入世已经多年，欧盟的贸易壁垒大棒更加猛烈地砸向了中国皮鞋。2007年10月，欧盟对中国皮鞋的反倾销加码。以出口中高档鞋为主的康奈也受到波及。这正说明我们走向世界的道路还很漫长。
□ 除署名外本版文字、图片／薛洁
